（1）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董振堂等。会议就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产生了分歧。

    张国焘等少数人认为在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作战是不利的，坚持其西进计划，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以极大的耐心进行批评帮助。朱德对张国焘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陈昌浩的支持。对此，陈昌浩认为：张国焘在红军进入甘南后，“不在相当时间休息整顿之后，迅速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准备乘先击敌；反而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积极从事洮河及河西退却的布置。这时他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之偏僻地区，接通远方，再图发展”。“在这个时期，由于党中央苦心规劝，许多党内同志的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我个人也是当时积极反对国焘同志计划的一个。”后来陈昌浩还说：“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那时，我和总司令、刘伯承都谈过了，无论如何要会合，甘孜会议的决议不能在半路上违反。”

    会议最后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贯彻中央方针的《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其目的是“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29]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在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就北上与西退的争论非常激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由于在红二方面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而这是主要由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和原先在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令人瞩目的是作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坚定支持者的陈昌浩反对张国焘西退，和朱德、刘伯承一块主张北上，这就使张国焘西退主张的施行遇到很大困难，并最终否决了张国焘的西退主张。

    那么，张国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重提西退主张呢？张国焘重提西退主张，除了认识上的原因以外，就是张国焘想通过西退取得的胜利来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通过以前的分析我们知道，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本来是决定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但张国焘提出由红四方面军向青海、甘西进军，曾一度获得中央的同意。但鉴于共产国际来电表示将从宁夏给红军提供援助，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进入陕甘，推进甚快，为保证宁夏战役的顺利施行，才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张国焘主张西退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主张南下，结果南下损兵折将，遭到巨大损失，减员过半，这已从事实上证明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张国焘另立“中央”，最后在多方压力下，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取消。这两件事表明张国焘在政治上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与陕北中央相比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使张国焘的权威遭到猛烈撞击，这大大降低了张国焘的威信。更不用说他另立“中央”，违背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策私自率军南下所犯的组织错误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斗争失败后他到达陕北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当然，后来虽然对他进行了严厉批判，但也没有他想象得那样严重，如果他不逃走的话，毛泽东甚至还想保留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说在一年前，张国焘凭借强大的实力，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斗争中没有达到目的，那么现在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都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他更没有实力和条件与中央对抗了。到陕北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就会置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之下，他就会失去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这是张国焘不甘心的。

    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过程中已经折损过半，现在红四方面军仍然具有四万人左右，是当时党内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是张国焘在党内进行斗争的资本。因为红一方面军难以南下，因而红四方面军北上就必然要和胡宗南独自作战，处于保存红四方面军的目的，他是不愿意北上的。同时，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就意谓着要交出红四方面军指挥权。而西退，一方面凭借红四方面军当时的实力，他觉得还是能够在青海和甘西重新开辟一个新局面的，红四方面军的力量应该用在西退开辟一个新局面上，因为这个新局面的开辟，会提高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扭转他在党内斗争中的不利地位，使他在与中央的斗争中能够分庭抗礼，为他在党内斗争中争取到一个有利的态势。新的根据地搞成了，他还可以保持他的指挥权。这才是张国焘不愿意北上的一个主要原因。

    （2）中共中央西北局漳县会议否决了北上决定，实施向西退却。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张国焘的西退主张被否决。由于张国焘过去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南下红军又遭到巨大损失，因而他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北上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会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而他将失去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这是他所不甘心的。鉴于此，他想凭借红四方面军现有的力量，到青海、甘西去，另搞一块根据地，以便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被动地位。

    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之后，根据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北上行动。二十日，张国焘也由岷县出发，前往漳县。这时，张国焘的思想又出现了重大反复，严重阻碍了中央方针和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陈昌浩曾说：“命令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种找我来了，谈了三点：（1）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2）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红四方面军；（3）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我当时表示：（1）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2）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3）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我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对向前说明。但哪知当天晚上他就连夜到漳县去了。我知道后立刻骑马赶了去。”[30]

    关于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西退，徐向前曾回忆道：“我们正忙着调动部队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道才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我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

    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张国焘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部署既定，张国焘即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来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

    次日一大早，陈昌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他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并提出应报告中央。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31]

    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国焘与陈昌浩的争论很激烈，向西退却并不仅是张国焘的个人意见，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认识。因而他们能够很快改变作战部署，推翻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重新实施西退。至于徐向前在回忆中说朱德同意红四方面军的西渡决定，就与我们下文要引用的电报出现不合，这恐怕是徐向前的记忆之误。

    本来，徐向前对九月十三日朱德、张国焘向中央提出的作战方案就持保留意见，他后来回忆说：“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据情报说，胡宗南的第一师、第十八师十八日即可抵咸阳，第四十三、四十七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师及马家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因此，我向朱、张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洲，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32]

    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也是主张西渡的，这与他前文回忆的在张国焘来漳县后变更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北上军事部署相吻合。徐向前主张西渡黄河，按他的意图还是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之所以要西渡黄河的原因是由于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不利，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大部队在陕北就粮困难问题。

    尽管从红四方面军的角度看，徐向前的主张也并非没有道理，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旦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避开了胡宗南部，固然有利于保存红四方面军，但失去红四方面军牵制的胡宗南部如果迅速向北推进，无疑将会给红一方面军造成巨大压力。一旦红一方面军顶不住胡宗南部，那么宁夏战役的执行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我们说，徐向前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保存红四方面军力量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渡河后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方向上可能有所不同。

    至于说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会将胡宗南引过黄河，减轻红一方面军的压力，能否达到这个目的还在两可之中。当时从蒋介石来说，红军分散后更便于他将红军各个击破。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弱于红四方面军，这样红一方面军可能首先成为打击对象。况且要追击红四方面军还要过黄河，深入甘北、甘西一带，运输不便，而北上进攻红一方面军直接转兵就可以做到，比较便利，因而我们判断红四方面军西渡后，吸引胡宗南部渡河来减轻红一方面军压力的设想难以实现。我们还可以从后来西路军渡河后胡宗南部主力仍然向北进攻没有被调动的事实可以得到进一步验证。

    在获得红四方面军主要高级干部的支持后，张国焘就推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决定。二十一日晚二十一时，张国焘致电朱德，表示：“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请你即来漳县面商。”同时张国焘还命令红军总部机要局的负责同志，“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企图割断朱德等同志与党中央的联系。二十二日晚二十二时，张国焘独自发出了要部队渡河的电令，指出：“根据各方情况估计，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四面受敌，颇为不便。原定与一方面军会合目的几受障碍，故重新决定，根据迅速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北部之战略计划，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拒阻兰州之敌北进，在靖远、中卫地带与一方面军会合。”张国焘未经朱德、陈昌浩等西北局主要成员同意，粗暴地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决议，调动部队开始了西进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