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庚、十一月十日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地执行新任务。……[70]

    由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战纲领是为宁夏战役作准备的，对十月份三个方面军的兵力部署作出了规划，中央正在积极准备执行宁夏战役。我们从这个纲领中看到：

    （1）十月份三个方面军兵力的部署及作战计划。三个方面军要注意休息，完成扩红和物资补充，加强训练，为执行宁夏战役作好准备。同时对宁夏战役发起前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分布及有关作战事宜作了布置，在南敌的进攻下节节抵抗，其目的就是迟滞敌人，确保十月份西兰大道在我手中，为造船争取时间。

    （2）宁夏战役准备工作的最后期限。至迟在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这里尤其注意造船计划要按时完成。因为能否完成造船计划是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的必要条件。

    （3）宁夏战役发起的决定因素。就当时情况来说，宁夏战役开始的时间依造船进度来决定。后来在船只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因为敌情又有了新的变化，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由南向北推进迅速，不停止南敌就难以实施宁夏战役的情况下，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及时实施的首要条件。

    （4）三个方面军在宁夏战役过程中的兵力部署。中央决定将河东红军三大主力分为攻宁部队和阻击部队。攻宁部队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联合组成，以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定盐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阻击部队，也就是向南防御部队由红二方面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二个军及陕甘独四师组成，在必要时抽调其一部参加攻宁。

    （5）由红四方面军攻占定远营。要求四方面军派一个军到靖远、中卫地段，加速造船，同时选择利于攻击中卫和定远营的渡河点。由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央是让四方面军去占领定远营的。

    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而后来西渡黄河的也是三个军，这三个军渡河后组成西路军向甘西进军。于是，有人就说：西路军是奉中革军委命令过河的，你看，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中就是要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的呀！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持这种说法的人只看到了在中央《十月作战纲领》中要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西路军恰好也是三个军，就以这种表面上的偶合为依据，作出西路军是奉中革军委命令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而西渡黄河的判断。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恰恰忽视了对当时问题的具体分析。

    下文我们引用史料还要进一步分析，因为当时南敌向北推进迅速，只有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才能实施宁夏战役。否则，红军就会面临南北敌人的夹击，或者南北敌人一旦打通，加强了对宁夏的守备，宁夏战役的实施就会面临极大困难，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因而中央提出要首先集中兵力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却违反中央决定，让九军过了河，而后还要求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过河，这样就消弱了河东红军对抗南敌的力量。同时在海打战役期间，张国焘擅自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离阵地，造成海打战役流产，宁夏战役被迫中止。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是要执行宁夏战役，就必须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的进攻，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和海打战役问题上两次违背中央的决定，就反映出张国焘对执行宁夏战役没有诚意。既然对执行宁夏战役没有诚意，再结合张国焘以前屡次出现的西退主张来分析，那么他要红四方面军西渡其实就是为了向甘西进军。这又怎能说西路军是因为执行宁夏战役而西渡黄河的呢？

    由此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在全力以赴地为实施宁夏战役进行准备，确定十一月十日为完成准备工作的最后期限，决定按原定计划由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将造船和阻击南敌作为能否顺利实施宁夏战役的关健环节来进行重点布置和安排。我们也注意到中央有要红四方面军攻宁部队占领战略要地定远营的意向。

    从以上我们所引用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等人十月十日的电报和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张国焘对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产生动摇，提出红四方面军派两个军西渡黄河，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执行宁夏战役，这样就改变了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他甚至还提出三个方面军主力共同西渡黄河的建议，进一步暴露了他潜存已久的西退主张。张国焘在重新北上红军大会师前夕就又一次流露出西退的思想苗头，虽然他在电报中对西退讲得比较委婉，提出了一些限制性条件，但是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对西退还是比较坚定的。

    而中央在《十月作战纲领》中却明确规定了完成宁夏战役准备工作的时间，决定由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来实施宁夏战役，由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其余两个军及独四师来阻击南敌。由红四方面军一个军到靖远造船，准备渡河，抢占战略要地定远营。能否及时完成造船任务和阻击住南敌成为宁夏战役实施的两个决定性条件。从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中可以看到，中央没有接受张国焘十月十日电报中关于西退的建议，而是仍然在按照既定计划作好实施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并且力图将张国焘拉上执行宁夏战役的轨道。

    我们看到在会师前夕，张国焘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四方面军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西渡黄河向西退却问题上又一次产生的分歧为宁夏战役的实施埋下了严重隐患，当时这种分歧不过是比较隐晦地出现于双方来往的电报中，随后不久这种分歧就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行动上表现了出来。

    为了进一步作好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迟滞南敌进攻，为造船赢得必要的时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要迟延胡宗南进攻，使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71]朱德、张国焘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计划，于十月十六日作出《关于红一、二、四方面军作战部署》。其中对红四方面军的要求是：红三十军开至靖远附近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该两军以主力控制一条山、六墩子、永登一带地区，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三个团以上兵力向中卫扫击。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敌的进攻。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击，则以四、五两军担任钳制任务，牵制敌之侧翼，集中三十一军、九军“对前进之胡敌以有效之突击，消灭胡敌一部，争取时间。”[72]

    我们看到，朱德、张国焘制定的这个作战部署中关于红四方面军的规定，基本上和中央《十月作战纲领》相衔接，对渡河成功与否作了两手准备。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部署中，计划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紧随三十军渡河。但后来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中央要求九军留在河东，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却仍然按照既定计划要九军过河。这就不禁令人发问，张国焘为什么要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而执意要九军过河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这是应该发人深思的。

    为了使三个方面军作好充分休整，以便执行宁夏战役。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贺龙等：“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其前进方针，判断在敌情地形等条件下可能达此目的。即使船渡不成，我亦应坚持此方针，方于尔后行动有更大利益。”[73]

    为了早日作好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制定出宁夏战役的具体计划，就要依照《十月作战纲领》，迅速制定出宁夏战役实施纲要。毛泽东于十月十三日致电彭德怀：“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74] 我们看到，毛泽东为了联合红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特别提醒彭德怀要和朱、张协商后提出于军委。

    那么，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对《十月作战纲领》是什么态度呢？十月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和军委指出：“对十月份作战纲领和军事、政治、外交指示，我们及徐、陈完全同意，请迅速进行。”[75]我们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是同意的，这个电报是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意见呢，还是他们对中央的应付呢？从十月十日他们致中央的电报来分析，我们对他们的这种同意表示怀疑，从下文红四方面军在渡河问题上的表现更进一步会证实我们的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彭德怀根据《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在和朱德、张国焘面商后，于十月二十三日九时就宁夏战役部署致电毛泽东，主要内容是：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袭占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会。[76]

    这个部署由于是和朱德、张国焘商量后制定的，因而他们也是同意的。十月二十三日，朱德、张国焘到达打拉池与彭德怀见面，就战略部署取得了一致意见。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正根据今日情况研究具体化之方案。”[77]

    正是因为这个部署是根据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制定的，彭德怀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之间又一致同意，因而毛泽东接到彭德怀关于宁夏战役部署的电报后，于十月二十四日复电彭德怀：“同意二十三日九时电之计划。”[78]这样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间在宁夏战役部署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红军大会师前夕，张国焘又一次露出向西退却的思想苗头，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在准备实施宁夏战役。这种分歧在双方来往的电报中显示了出来。不过，由于宁夏战役尚未实施，张国焘来电表示同意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又表示同意彭德怀作出的宁夏战役部署，三个方面军又处于会师之际，这样双方在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进军上的分歧暂时被会师的欢乐气氛所掩盖，给人一种“协商一致”的印象。但这种“一致”维持不了多久，随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就在渡河和击破南敌方面表现了出来。

    4、由于国民党军进攻导致河东形势严峻，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退的主张开始见之于行动。

    由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红军会师前夕，张国焘又暴露出西退的思想苗头。当时河东红军面临着南敌和北敌。南敌是在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军，毛炳文率领的第三十七军和王均率领的第三军以及关麟征部，北敌是马鸿逵、马步青部及邓宝珊部。当时，北敌依托防御工事，对红军进可以攻击，退可以防御，因而攻打北敌带有阵地战性质。而南敌则向北推进，属于运动之敌，因而攻打南敌，可以诱敌深入，创造战机，采用运动战的方法，将敌人先头部队通过歼灭战的方法予以消灭。因而在《十月作战纲领》中，中央将河东红军分兵两路：一路实施宁夏战役，一路阻击南敌。为了保证宁夏战役的实施，将根据南北两敌面临敌情的轻重缓急，随时抽调兵力，互相进行支援。只有停止南敌，才能为即将实施的宁夏战役解除后顾之忧。在停止南敌之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敌，实施宁夏战役。

     (1)河东南敌迅速推进，宁夏战役的实施面临严峻形势。

    在河东红军正在为实施宁夏战役进行准备之际，河东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南部的国民党军快速向北推进，从而使河东红军面临的威胁空前增大。

    十月十六日，蒋介石下达了“进剿”令。十八日，敌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朱、徐等股匪之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向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地而歼灭之。”十月二十日，国民党军队在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的统一指挥下，发起“通渭会战”。二十一日，集结在秦安、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武山一线之敌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以二百六十个团的优势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为左、中、右三路，向红军所在的静宁、会宁地区大举进犯。蒋介石也于十月二十二日亲自飞抵西安，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参加“进剿”，并指挥西北的马家军配合作战，妄图将刚刚会师的红军一举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同日，敌第三十七军在七架飞机的配合下向华家岭发动进攻。担任防御任务的五军指战员在与敌激战中遭受严重损失，伤亡八百八十七人，副军长罗南辉不幸牺牲。四军、三十一军也多减员。二十三日，敌三十七军占领会宁后继续向靖远方向的一、四方面军会师部队逼进。敌第三军占领通渭后，与敌第三十七军协同，经会宁向靖远进攻。胡宗南部第一军在进占静宁、界石铺等地后，向固原、海原方向的一、二方面军会师部队进攻。如果南敌继续突进，渡河计划便有流产的危险。[79]

    通过我们以上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当时河东胡宗南部、毛炳文部和王均部急速推进，而且进展迅速，如果一旦阻止不住南敌的进攻，南敌和北敌打通会合后，不仅渡河计划会流产，而且会使红军执行宁夏战役面临的敌人空前增大，如果再执行宁夏战役就必须和强敌进行阵地战、消耗战，这样就使红军在作战上处于不利地位。因而，为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保证宁夏战役的顺利实施，就必须首先停止南敌进攻。从目前敌人进攻的势头来看，要停止南敌进攻，就必须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否则就难以遏制住敌人的进攻势头。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力量打击南敌就成为保证宁夏战役能够实施的首要任务。

    （2）面对河东形势的紧张，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渡河方面的心情日益急迫，于是建议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的设想油然而生。

    我们知道，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要求各方面军于十一月十日前完成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十一月十日后实施宁夏战役。而这时在河东南敌的进攻下，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就成为张国焘要求提前渡河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月十八日，张国焘与朱德联名致电军委：“三十军电谓二十日晚可开始偷渡，我们决二十日早去打拉池。”十九日，军委回电指出：“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80]十月二十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及红军大学一部人员，离会宁去打拉池，行前交待，前线作战事宜，由徐向前、陈昌浩负责，“按《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机断处理。”[81]

    中央对渡河是慎重的，为保证渡河成功，提醒张国焘备足至少十个以上的船再进行渡河，否则推迟数日。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反对红四方面军二十日渡河是由于担心船只太少不能保证渡河成功，还不是因为河东形势变化反对红四方面军渡河，也没有对红四方面军的兵力分布提出要求。

    三十军已造船十六只，具备了渡河的条件。面对战场态势的严重变化，徐向前、陈昌浩于十月二十三日命令三十军在当晚开始偷渡。“同时向军委及红军总部建议，为打开河西战局，四方面军至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兰州北进之敌，北进一条山及五佛寺，西控永登、红城子一带，以便有力策应一方面军的渡河行动。拒阻南敌的任务，请从兄弟部队中抽一部力量，协助四方面军完成。”[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