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从当时红一、四方面军的力量对比和维护全党团结的要求以及党内斗争的现实状况出发来进行分析，这种想法恰恰带有浓厚的“左”倾盲动主义色彩。这不但有违于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干部政策，而且会破坏大局，导致党和红军的分裂。当时尽管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南下失败在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有了警醒意识，但从总体上他们对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原因、焦点及张国焘路线的本质及内容还缺乏明晰的认识，中央也尚未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变动张国焘职务的时机尚不成熟。中央也只有从斗争的现实出发，利用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影响力，通过他来做好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执行宁夏战役。我们后来看到就是在批判张国焘路线后，也没有把张国焘个人怎么样，以致于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要是张国焘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当。[67]毛泽东的干部政策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张国焘还担任着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红四方面军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时也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央对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还不能实施有效的领导，红四方面军的不少高级干部对中央的东进路线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没有产生执行东进路线的自觉性，同时我们也不排除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保存实力的本位主义考虑，这就为张国焘推行西进路线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张国焘就是利用他所掌握的指挥权来要求红四方面军以执行宁夏战役的名义乘机暗渡陈仓的。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当时中央尚未具有领导红四方面军的权威和实力，同时也受到他所制定的干部政策和遵守党内斗争底线的限制，因而只有从这个现实出发来制定对张国焘的斗争原则和策略。这里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光明磊落的革命斗争品质。但最终却难以阻止张国焘的西渡。

    3、渡河前夕在对宁夏战役“一致同意”下的氛围中蕴含着张国焘又一次西退的思想苗头。

    我们看到在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又集中力量“围剿”西北的红军。驻扎在陕甘南部的国民党“围剿”军主力胡宗南的第一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王均的第三军和关麟征部，在北部马鸿逵、马步青和邓宝珊部的配合下，由南往北逐次推进，蒋介石计划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机会集中兵力将西北的红军一举“剿”灭。

    这样我们看到西有黄河天险，南北均有敌军重兵驻防，红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重。北部的敌人筑有牢固的城防和工事，既可配合南部敌人进攻，又可依托阵地进行防御，因而如果进攻北部的敌人，就又会打成阵地战和消耗战，得不偿失。而南敌则是“围剿”军的主力，正在向北积极推进，是运动之敌，便于诱敌深入，迂回包抄，创造战机，通过运动战的方式来消灭敌人。因而从当时南北两敌各自所处的状态、兵力分配和作战方式上来看，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只有给南敌以沉重打击才能防止南北两敌配合起来对河东红军发动进攻，为执行宁夏战役创造条件。当时对南敌是给予歼灭性打击，还是予以牵制，不仅取决于红四方面军的造船速度，而且也取决于南敌的推进速度，更取决于南敌向北快速推进，一旦南北两敌会合后对宁夏战役的影响。

   十月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的必要，但如果红四方面军的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68]毛泽东不是仅仅主张抗击，而是主张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给南敌以打击。但又没有肯定这一点，而只是根据红四方面军的造船速度来决定到底是采取打击还是抗击手段。

    在会师前夕，张国焘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进军问题上又一次产生分歧。我们先来看张国焘致中央的电报。

    十月十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以渡河为中心，设想了各种情况，对目前军事部署提出建议。电报指出：

    甲、现日本侵略甚急，速与南京谈判是对的。

    乙、对目前军事布置，我们有如下意见：

    （一）四方面军之三十军即向靖远进，协同打拉池之七十三师，布（部）署渡河。三十军以一部向兰州威胁，四军对定西，五军对陇西，九、三十一军对泰安，大大扩展游击活动区，扩红筹费，迟滞胡、毛、王、关的进攻。

    （二）二方面军主力最好转移到单家集、硝河城一带休整，以一部在界、静、隆、庄间活动。

    （三）一方面军可否以一部佯攻固原，并以一部配合二方面军在静、隆、庄一带活动，威胁胡侧背，请告。

    丙、这一布（部）署要点，即靖远渡河布（部）署，宜迅速，因二、四方面军过渭河北进后，我之企图已太明。

    丁、对胡拟进行外交，表示我先停战，看有效果否。

    戊、如统一战线有更大成就，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不需渡河，可以四方面军两个军过河在甘北行动，打通远方，其余的可在现地区活动，结冰后以一方面军主力占领宁夏地区。

    己、如靖远渡河不成功，则须对胡、毛、王为部分决战，阻止该敌，待结冰后实现宁夏计划。

    庚、如靖远渡河成功，又须三个方面军主力一同过河到甘北时，则首先以四方面军两个军先渡河，接着二方面军跟渡，尔后一、四方面军互为掩护一同过河，黄河右岸留适当兵力活动。

    辛、这一计划请你们决定告之，并告国际，要求其迅速准备与我接通，如何，盼速复，以便执行。

    寅、前电贺、任、刘、关同意，告以到通渭、马营后才可稍休息一二天，再行北进静宁地区。二方面军此时宜多得休整机会。[69]

    这封电报首先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提出了建议，指出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向靖远部署渡河，其他四个军呈防御态势，阻止南敌进攻。这里尤其强调要快速部署渡河，因为红二、四方面军过渭河后，我之企图已太明。这里是说从进军方向上敌人可能会判断出我军要执行宁夏战役，会预先作好准备，使我军失掉战机。但这里也蕴含着如果渡河迟缓，一旦南敌向北推进，为赢得渡河时间也就不得不对敌进行决战。这里强调快速渡河实际上也具有避战的考虑。

    这封电报对靖远渡河成功与否都作了谋划。

    如果靖远渡河不成功，就要对南敌进行部分决战，待结冰后再进行宁夏战役。

    如果靖远渡河成功，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河东统一战线取得成就，红军三大主力不需要过河，这样就由红四方面军出两个军西渡黄河向甘北进军，打通远方，待结冰后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执行宁夏战役。电报中说的统一战线成功无怪乎就是在抗日的名义下和国民党达成协定，以和平方式阻止了胡宗南部的进攻，使河东形势缓和下来。但在电报中张国焘明确表示红四方面军两个军向甘北进军，打通远方，在结冰后由红一方面军主力执行宁夏战役，这样就修正了中央决定的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

    至于电报中所说红四方面军两个军西渡，实际上是指整个红四方面军西渡，而不过是说的比较隐晦而已。我们可以从后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因故没有西渡留在河东，陈昌浩指责中央分割红四方面军来看，显然他们是不会让红四方面军其他三个军留在河东的。既使抛开全局，单从向甘西进军的局部利益出发，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显然是有利于开辟河西根据地的，因而他们就是光从军事角度着眼也不会让红四方面军余部留在河东的。退一步说，就是当时有一部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留在河东，鉴于当时中央尚未掌握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这部分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也是随时可以西渡的。

    有人可能要问，后来留在河东的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不是最终也没有西渡吗？我们要看到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最终没有西渡是有原因的，抛开中央对这两个军加强工作及这两个军的指战员所具有的党性原则外，我们看到，还有两个因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张国焘留在了河东，客观上对这两个军起到了滞留作用；另一个因素是当时敌情的限制，使这两个军失去了西渡的机会。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军就是留在了河东，但是由于中央尚难以掌握这两个军的指挥权，因而才有张国焘命令这两个军撤出阵地，导致海打战役流产，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的结局。

    我们看到，张国焘在这个电报中为了使红四方面军全军最终实现西渡，获得中央的谅解和承认，使西渡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他向中央阐述了向甘西进军的机会是如果河东统一战线取得成就，目的是为了打通远方而先派两个军西渡，委婉地表达了西渡的意向，以此来试探中央的反映。

    至于张国焘说得打通远方，就颇让人费解。苏联表示从外蒙边境和宁夏这一路线提供援助，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这样最便于打通与远方联系。可张国焘却硬要撇开共产国际已经表明的外蒙和宁夏路线，而要向甘西进军去打通国际联系，而当时共产国际又尚未变更援助地点（共产国际直到十一月三日才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由此看来，他说的打通远方除了是他向甘西进军的借口以外，便不好作别的解释了。

    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又恢复了他过去主张的红一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而红四方面军向甘西进军的设想，而否定了中央所提出的由红一、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的计划。这就又一次暴露了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思想苗头。

    另一种情况需要三个方面军共同过河，也是由红四方面军先渡两个军，而后由红二方面军跟渡，然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交替掩护渡河。

    张国焘在电报中没有说明三个方面军西渡的原因，不过我们可以对他签发的这封电报的相关内容经过分析从逻辑上对西渡的原因作出判断：或者是河东局势紧张，导致红军主力难以立足，因而不得不全军西渡；或者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而全军西渡；或者是为了向甘肃、青海进军而全军西渡。

    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分析，如果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而全军西渡，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河东尚未就统一战线取得成就，因而要执行宁夏战役，就必须留下相当的兵力来阻击南敌，防止南北两敌会合严重影响宁夏战役的实施，而电报中建议留下的兵力是远远难以满足抵御南敌作战要求的。同时，如果要执行宁夏战役，也没有必要三个方面军都要从靖远过河，红一方面军从灵武、中宁、中卫一带过河才更便捷，因而我们分析这不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

    如果是由于河东局势紧张而西渡，那么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不向东转移呢？而向东不论在政治上，还是从发展潜力上都要比向西要有利得多啊！当然，向东就要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而向西可以避开国民党中央军，只和地方军阀交战，张国焘认为阻力要小一些。至于向甘肃、青海进军所表露出来的西退主张就昭然若揭了。

    通过以上我们对张国焘主张三个方面军主力西渡原因的分析，他主张的主力西渡显然不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不论是由于河东局势紧张也好，还是他公开主张向甘肃、青海退却也好，他主张的主力西渡显然就是他一贯坚持的西退路线，而这是和中央的东进路线背道而驰的。由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曾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红军战略行动方针上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张国焘的南下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在张国焘南下失败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北上途中，在甘南张国焘又一次要求向甘肃、青海退却，在中央的批评和诱导及广大指战员的抵制下，最终不得不北上。现在在三个方面军会师前夕，我们从这个电报中看到张国焘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中央的东进路线，在新的条件下他的西退意识又一次萌发，而这就给会师后宁夏战役的实施蒙上了严重的阴影。

    张国焘发出这封电报后到底中央是什么态度呢？张国焘关于向甘西发展，主力西渡的意见中央接受了吗？我们可以从下面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的分析中来进一步作出判断。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军委致电朱、张两总及彭、贺、任、徐、陈等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正式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主要内容是：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战略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泰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预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时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