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在南北两敌的夹击之下，河东红一、二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有三种选择：

    一是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继续实施宁夏战役。我们从上文的分析中看到，在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后，在北敌威胁的情况下，单靠红一、二方面军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是很困难的。如果停止不了南敌，这样就使红军在实施宁夏战役时面临南北两敌的重兵堵击，从而使战役的执行会面临极大风险。因而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二是红一、二方面军西渡黄河。在处于南北两敌夹击的态势下，红一、二方面军是难以获得必要的时间来西渡的。我们从后来尽管有红一、二方面军的配合，但是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还是难以渡河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既使抛开违背中央东进路线的方针不论，单从不能保证必要的渡河时间方面来考虑，向这个方向的发展也会面临很大困难。

    三是红一、二方面军向东转移。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在南北两敌夹击之下，红一、二方面军如果顶不住，作战不利，在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一旦难以及时西渡，就必然要向东转移。这样黄河东岸西征以来所占领的大片土地也就不得不放弃，宁夏战役也就难以获得及时实施的有效保证。后来在南敌进攻之下，河东红一、二方面军及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实际上就是走的这条路线。

    从以上的分析表明，徐向前、陈昌浩提议的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实际上隐含着红四方面军脱离红一、二方面军联合作战而单独西退的玄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看到在电报中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渡河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执行宁夏战役，迎接红一、二方面军渡河。这样他们就是要求红军三个方面军全部西渡。三个方面军如果全部西渡黄河，尽管当时他们打着宁夏战役的旗号，其实这不就是张国焘所坚持的西退路线吗？如果在河东不能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南敌北敌一旦打通，他们从正面加强宁夏的防御力量，就会使宁夏战役的实施遇到很大困难，再配以沿河防御，那么红军就会被局限在河西，只能向甘西、青海发展。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也就会变为现实。这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东进路线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二是如果红一、二方面军能够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不需要红四方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也要全军西渡，他们认为这是为了在兰州和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既然红四方面军西渡不是为了实施宁夏战役，那么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进军方向是哪里呢？身处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东、南面有黄河相隔，北面是宁夏，这显然就是要向甘西退却。这个西渡理由，很明显地表现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西退却的意向。这个西退意向当然是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至于他们说的如果红四方面军不能全部渡河，就会各方掩护顾此失彼，根本影响宁夏战役的实施，就颇为令人费解。根据我们以上作出的分析，如果红四方面军一旦全军西渡，就会改变中革军委关于宁夏战役的计划。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因而要中革军委“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这无疑对宁夏战役的执行带来严重影响，甚至会导致宁夏战役计划难以实施。那么，他们到底是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这种作为会对宁夏战役的执行构成致命的影响呢，还是他们另有一些玄机呢？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建议，张国焘是非常赞同的，立即部署三十一军渡河，并对中央集中兵力击破南敌表示异议。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命令“三十一军即开大、小卢子，准备待命渡河，四军主力应在郭城驿、蒋家大路线牵制敌人”。“中革军委认为必须由四、三十一两军在打拉池与敌决战时，三十一军那时即开打拉池。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和堡口（河包口）渡河。”[101]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过河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张国焘的批准，这说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既符合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也与张国焘“保存”红四方面军的要求相吻合。张国焘命令三十一军准备渡河，但张国焘又意识到一旦三十一军开始渡河，就只有红四军对南敌进行防御，而南敌推进迅速，又会对渡河构成严重威胁，因而这时张国焘的心情是急迫的。但他又考虑到中央关于阻击南敌的要求，因而给中央限定了答复的最后时间，到时没有收到答复，就让三十一军渡河。张国焘这里似乎是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张国焘要三十一军西渡的态度是明确的，这显然就改变了中央关于击破南敌的方针。

    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还致电中革军委和徐、陈，认为“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

    部署“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电文最后还说：“取得物质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究应如何？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102]

    我们看到这封要三十一军渡河的电报比上一次提前了八个小时，也就是在二十八日晚十二时前如果中央没有答复，就要三十一军开始渡河，由此可见当时张国焘的急迫心情。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也讲了要三十一军渡河的原因，就是他认为河东红四军、三十一军也难以完成击破南敌的任务。这样击破敌人徒增消耗，因而不如先渡河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击破敌人。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不是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敌人，而是将击破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这当然是一种对战胜敌人缺乏信心，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在十月三十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中央（革）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之敌，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103]我们通过以后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河西转战期间没有立足于自我奋斗，而是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苏联援助就与此极为相似。

    面对张国焘态度的变化和基于三十一军已经开往河边待命渡河，二十九日，中革军委决定“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三十一军在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率领下急行军到黄河边，军直属队当天就开始渡河。[104]

    这里我们看到中革军委不得不同意三十一军开始渡河。因为在前文我们引用的张国焘致中革军委的电报中说，如果在二十八日十二时前没有收到中革军委的电报，徐、陈就指挥三十一军渡河。而中革军委这封电报是二十九日发出的，也就是说在中革军委这封电报发出前三十一军事实上已经开始渡河，中革军委不过是从大局计认可了张国焘要求三十一军渡河的这个命令吧了。关于三十一军最后没有渡过河去，我们下文还有交待。

    在张国焘的自述中也谈到了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渡河问题。他回忆道：

    “敌人的兵力愈来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我们与徐海东讨论当前的军事情况，告诉他靖远的渡口已被敌攻占，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两军急须从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区渡过黄河，请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带考察地形、敌情和渡河工具等，并向靖远、会宁方面警戒，严防敌军的进击。我们的总司令部准备在打拉池驻扎一个时期，处理这一渡河的军事行动。

    徐海东部侦察的结果，认为继续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为敌占领，敌机沿河搜索，河中没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敌军胡宗南的一部正由兰州循甘新大道，开往武威，马步芳的骑兵也正由西宁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断我军西进的道路。此外我们南面的敌人，也正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线进逼，企图歼灭我在河东的部队。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继续渡河。于是他们一面以第九军掩护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向古浪挺进，另一面则由徐、陈两人率领第三十军及第五军团北向占领景泰一条山一带沿海阵地，俾能掩护我们在石佛寺（五佛寺。—引者注。）附近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我们指出在敌军压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况下，时间上已不允许第四军、卅一两军安然渡过黄河。如果他们仍徘徊河边，势将进退失据。应即率全部，迅速行动，占领古浪、武威一带地区，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适当地点为后方。至于总司令部，将督率第四、第卅一两军及彭德怀、徐海东等部，尽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区，抑制大部分敌军，以期减轻对西路军（即徐、陈所部）的压力。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趋武威。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105]

    由张国焘的这段回忆我们看到，本来他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要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这与我们前文引述的电报相吻合。不过是由于敌军一部占领了靖远，控制了渡口，才导致红四军、三十一军被阻在河东。尽管这样，他还要徐海东进行侦察，以求在陡城堡西渡黄河，只是由于该地被敌军占领，同时南敌也迅速向北逼近，才不得不作罢，并率军向东转移。在红四军、三十一军不能西渡的情况下，又是他命令河西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的。

    陈昌浩后来也回忆道：“他（张国焘）是反对会合的，一会合其王国就垮台了。到岷州后他又要西进，到会宁后他又要我们全军渡河。为什么全军过河他一个人留下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国际路线，取得了援助，军队机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的。”[106]

    从陈昌浩这段回忆我们看到，张国焘是极力主张向西退却的。向西退却的原因就是想打通国际联系，取得武器装备，实力强大后再继续搞他的“独立王国”。在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张国焘确实包藏着个人的私心。

    三十军、九军及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后，五军一直滞留在黄河岸边担任守船及监视靖远之敌的任务，后随战局变化，奉四方面军指挥部之令，于十一月七日离开河边西进。当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五军沿河北岸部队于七号撤收”。[107]

    我们看到，在徐向前、陈昌浩致张国焘的这个电报中报告“五军沿河北岸部队于七日撤收”，也就是说五军十一月七日开始离开河岸向西退却。红五军渡过河后，在岸边滞留，保护船只和防御渡口，最后在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因敌情紧急难以渡河的情况下，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命令离开岸边，向西退却。五军渡河没有中革军委的命令。

    关于渡河问题，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写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说：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五军急向北开进，四军、三十一军扼阻大路。敌人急进之下，指挥部本总部命令，随九军、五军渡河，三十一军亦准备渡河（直属队大部已渡河，随后又开返河东）。我们渡河后，在中和堡约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间接到毛主席电报：‘河西只要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这时四军、三十一军正向打拉池前进，毛（炳文）部先头已抵靖远，事实上已不好东返。加以总部同时来电，又说四军、三十一军都准备在靖远以下渡河。我们到三角城时，还本总部电：‘已得毛主席同意，四军、三十一军即在三角城过河，准备迎接。’我们等到下午五时以后，又接到总部说：‘该两军不渡河’的电报后，才向北开走。此时三十军先头部队在击退马禄骑旅及祁明山步旅一部（马步青部）之后，即乘胜向一条山进。九军与指挥部尾后向赵家山、锁罕堡附近集结。五军因会宁损失后，即在靖远河西一带扼守休息。此地明显看到：

    1、我们率三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是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纵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的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

    2、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跨河而下，以与河东主力呼应，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作为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因为宁夏战役计划决不是分散主力，无条件的避过敌人，而是要在有利时机（诸如会靖线上及以东）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争取消灭其一部，借以巩固自己根据地。当时三个军渡河无疑是违反宁夏战役计划的，是退却路线支配下之行动。

    3、过河本身根本上也是不对的：（1）暴露宁夏战役的意图，使敌人主力敢于长驱直入向苏区进攻，使河西次要敌人很快集兵防御。（2）分散主力，实际上破坏了会合，消弱了打击当时主要敌人（胡宗南……）的力量。（3）消弱民族统一战线中坚力量，影响到友军的愿望与对红军的团结，影响到整个统一路线。（4）当时主要敌人是蒋介石部队，而我们策略尚且是“施行不得已之自卫战”，而过河之后，我们是主动向人家进攻，而被进攻者又是少数民族之回军，这很严重的防碍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政策之施行。”[108]

    从陈昌浩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是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过河的。在过河后，毛泽东曾让徐向前、陈昌浩带河西的两个军返回河东，击破南敌，只不过由于毛炳文部已逼靖远，事实上已不好东返。至于陈昌浩说的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过河，从他回忆的上下文来分析显然是在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以后，要这两个军过河。陈昌浩说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红四军、红三十一军也已过河，联系我们前文引用的电报及张国焘的回忆来分析，这应该是事实。张国焘来电说这两个军过河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证。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判断这与以前中央同意红九军和红三十一军渡河相似，并非中央意图。陈昌浩说他们率三个军过河虽然奉总部指示，但是却违反军委意图，这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他这时才比较真切地认识到张国焘退却路线的错误，对自己在执行这条路线过程中的错误所作的自我批评也是中肯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全部渡河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意见是一致的。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指示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在河东和红二方面军共同击破南敌的情况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竟然要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从而使中央击破南敌的计划难以施行。这是他们继红九军渡河后又一次违背中央的指示。如果考虑到击破南敌的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承担，那么他们的这种逃避显然具有保存实力的嫌疑，同时也就增大了兄弟部队作战的难度。如果从思想认识上来看，就是对战胜敌人缺乏信心，缺乏一定的全局意识，显现出和中央分离的倾向。这使我们隐约可见西退的路线又一次露出水面。

    8、以海打战役流产为标志，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看到，在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情况下，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态度，另一个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态度。后来，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最终没有渡河除了敌情紧急以外，与这两个因素的制约也有密切关系。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红军总司令朱德、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情况下是怎样部署海打战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