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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字埋在心中
邵金城（第五任指导员、警备区司令部原协理员、1986 年转业、江苏通州糖烟酒总公司党总支副书记）
1962 年，我从五连调到八连后，心情无比激动，写了封信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报喜。上午把信交给通讯员，下午指导员王经文就找我去谈话。王指导员拿着我的信，指着信封右下角“寄自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字样问道：“为何要这样写？”我回答：“从全国各地寄到连队来的信都这样写，所以我就……”
“小邵啊，八连好不好，应由全国人民来评价，作为八连的战士，怎能自称‘好八连’呢？你要牢牢记住谦虚谨慎的传统啊。我建议你把信封重写一下，和其他同志一样，都写部队番号吧。”一席话说得我面红耳赤，也让我真切体会到八连的精神。以后的日子里，我都说“我们八连”，把“好”字埋在心中，作为奋斗目标。
一双皮鞋一担粪
戴大喜（第六任指导员、1985 年副营职转业、安徽全椒县招商局副局长）
1974 年春天，连队到龙华去种蔬菜和施肥。我发现，别人穿着草鞋挑大粪，而新兵刘华芝却穿着皮鞋。我对他说：“穿皮鞋可以防止粪便溅到脚上，但容易扭伤了脚；穿草鞋可能弄脏了脚，但走起路来扎实而又省力。怕苦是从怕脏开始的，怕苦怕累不是战士的本色……”小刘是高中毕业当了小学教师后再入伍的，悟性好，能说会道。这次，他语塞了。此后，我发现他渐渐地变了：班长叫他去种菜，他要挑大粪；星期天战友们休息，他主动帮厨……一年后，大家评他为先进，还当了班长……
1997 年秋的一天，时任金马集团上海公司总经理助理的刘华芝邀我来上海一聚。我从安徽赶到浦东，当晚，我们彻夜长谈。他提起这件事，十分感慨：我的世界观是在八连形成的，我的成长离不开八连。
82米：全军第二
项忠（第十二任连长、警备区一旅原副旅长、2001 年转业、浦东新区档案局党总支书记）
1977 年下半年，全军在南京进行军事比武，其中一个项目是手榴弹投掷。45米是优秀，当时八连6班平均成绩62米，班长柏正彩投了82米，得了全军第二名。
这个第二名来之不易。刚进连队那阵，柏正彩体质孱弱，投弹训练时总是落后。为了提高成绩，每晚熄灯后，他就到驻地边的树林里苦练臂力，常常练到深夜。一次，他的手臂肿起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不肯说。还有一次，他的韧带被拉伤，没等全好就接着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投弹成绩不断提高。当了班长后，他带领战士们一起刻苦训练，为八连争了光。
指导员，我求你了！
李晓明（第十四任指导员、上海预备役师某团政委）
1992 年南京东路大改造，协大祥绸布店要改建成现代化的综合性商厦。八连主动请缨，要求到施工一线参加义务劳动。那时，正值梅雨季节，官兵们冒雨奋战。工地距营区较远，施工单位为官兵们在旅社包了几间客房。但大家担心沾满泥土的衣服会弄脏旅社，深夜进出会影响旅客休息，谁也不愿进去住。
一天，干到半夜下起暴雨，疲倦的战士们裹着雨衣，背靠居民房檐，一个紧挨着一个进入梦乡，雨水渗透了迷彩服。协大祥副经理老张半夜查看工地时，看到这一幕眼泪夺眶而出，他对我喊：“指导员，你下命令吧，我这个老百姓求你一次，快让大家进屋休息吧！”说话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他们纷纷打着手电走出来，冒着风雨把战士往自家屋里拉……
朱大姐给我熬药
施豪杰（第十六任连长、十七任指导员、警备区某团政治处副主任）
一次，我在南京路上巡逻，云中居委会的朱惠娟大姐叫住了我：“小施，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不舒服啊？”那些天，我参加游泳训练，身体一直感到不适。但为了不给朱大姐添麻烦，我直摇头：“没有，没有不舒服。”朱大姐叫我把舌头伸出来，“你舌苔都变色了，快！我带你去看医生！”我执意不从：“现在不行！我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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