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由万寿路至翠微路有一条横巷,云集了来自各地的菜农和商贩,摊位绵延不断。每当晨曦微露,曾妈妈就提着一个用旧了的布口袋,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她买菜不但要新鲜,还图个便宜,这样就得顺着摊位细挑慢选,来回一两个小时,暑往寒来从不中辍。
她老人家还有一条奇特的规矩,从不接受晚辈上交饭费,我猜这是她那好强的性格和慈爱之心使然。这么一来,摆到餐桌上的水准就成为问题,单调、寡味,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而她总是把上一顿的剩菜拿来自己吃。80年代是我写作的旺盛期,除了工资还有充裕的稿费,如想改善伙食,只能自己也去买菜,再把实物送到曾妈妈的厨房。而且要把握分寸。我知道亮亮就因买过几样时令菜被她数落。曾妈妈对女婿似乎宽容一些,我也当真骑车跑过几趟,可惜这样的心血来潮不能纳入曾妈妈的计划经济。曾妈妈走到哪里都提着那个永不离身的布口袋,相当于如今时尚人士的手提包。有一次她去开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一位同志热心地想帮老人家提那个布袋,她坚辞不肯。时过多日,那位书记仍记得这件事,好奇地问陶斯亮:“曾妈妈的布口袋里有什么重要东西呀?”
亮亮转去问妈妈。曾妈妈眯起眼睛笑着说:“一件旧毛背心。”
不光买菜,买家庭日用品的路程更远,曾妈妈也不肯叫公家配备的司机,而是去挤公交车。20多年前的公交车站秩序混乱,上车全凭强弱相争的丛林法则。一次遇到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蜂拥而上,瘦小的曾妈妈落在最后,踩在车厢踏板,只挤进半个身子,不料司机“咣当”一下把门关上,重重地夹住她的头部。同车人惊呼:“夹住人啦!”司机才把车门打开。曾妈妈觉得头部不适,去医院检查,诊断为“脑震荡”。
休养时去看她,她认真地问:“你们看看,我的头有没有被夹扁?”看样子不像开玩笑。身为医生的亮亮说:“没有,夹扁是不可能的事。”
看着老人家将信将疑的神色,我的心里一沉。曾妈妈已是古稀之人,腿脚不复当年。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一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坚持自己的信念,竟然显得特立独行,还有几分悲壮。
纸半张
曾妈妈晚年的风采曾被许多人描述过。诗人说她“纤柔秀丽,优雅脱俗”。不过,有谁试图从家居布置中找到与她气质相谐的审美情趣,将很失望,真是乏善可陈。
她的家居更像历经沉淀后去精存芜,杂乱无章的劫后幸存。至今在我眼前仍浮现出那张铺在餐桌上的台布,那是一幅白地印着绿色图案的塑料布,每天吃饭都要面对它。年深日久,中间已发黄、变脆,又被沙锅或水杯烫出许多烙印,终至有一天裂开口子。这时我应该想到,去商场挑选一幅漂亮的台布送给曾妈妈。但是亮亮告诉我,那样的结果一定是被妈妈把新台布叠好后放在箱子里,她还会用旧桌布。
有一天坐在餐桌前,忽然眼前一亮,台布上裂开的大洞没了,细看原来是曾妈妈把中间的破洞剪掉,又将尚未破碎的两头调到中间再缝起来,虽然短了一截儿却还能凑合。陶斯亮有一位台湾朋友来家做客,看看家中陈旧的沙发和摇晃的桌椅,柜子里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又发现了这块桌布,大为惊讶地说:“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样过日子!”
岂止半块桌布,就是餐巾纸也被她撕成一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日渐富裕,家中餐桌上多了纸巾。曾妈妈认为取之于木材的纸巾用起来太奢侈,她把每张纸巾都撕成半张,再叠成一摞备用。看她耐心地一张张地撕纸巾,我总觉得那动作背后有未曾言喻的象征意义。
平时来看望她的人不少,甚至门庭若市,有求她办事的,也有纯粹出于关心,她一概热情招待。她深知自己曾任组织工作的敏感性。当客人临走时,曾妈妈最常见的送客动作就是骤然起身,一溜小跑、疾如迅风地追出门外,把客人送来的礼品坚决奉还,经过一番推拒,在笑吟吟的婉谢之余只差一句话:谁要送礼就跟谁急!
中海滩
曾妈妈唯一自愿接受的“特权待遇”就是夏天去北戴河度假。中办在中海滩保留一栋15号楼,花岗岩构建的古老别墅。
曾妈妈每去北戴河都“呼朋唤友”,特地要秘书和司机携儿带女。还叫上无官无职的晚辈,散落外地的部属,一拨又一拨。在这里猜谜语,讲故事,下海游泳,乒乓球对抗赛,一间不很大的别墅成为其乐融融的公共游乐园。人多又不免物质匮乏。有时组织上送些螃蟹、水果,但不能代替主食。游泳又消耗能量,于是,由我出面请大家去“吉士林”等餐厅打牙祭,也被曾妈妈欣然默许。
一年夏天曾妈妈需要提前返回北京,擅自买一张硬座票,既不叫司机又不坐中办的专列,这又是她那根深蒂固的平民意识在“作怪”。
当时我和陶斯亮都不在身边,听台湾归来的朋友说,他在人头涌动的车站遇到曾妈妈正站在大太阳地里排队,十分吃惊,连忙要带她去贵宾休息厅,曾妈妈硬是不肯,最后不得不选择陪曾妈妈在那儿傻晒。
这故事还没到高潮。后来听曾妈妈说,上了车恰巧和一群青年男女坐在一排硬座,小青年说:“老太太,我们的同伴分开了,换座!”曾妈妈以对号入座的规定不干,那些年轻人把男女同伴叫过来挤在一堆儿,打打闹闹,搂搂抱抱,曾妈妈不堪其扰,只得同意换座。年轻人说:“老太太,你想换就换呀,这回我们不干啦!”
一路上,年轻人更加放浪形骸。回到北京,她对年轻人没有责备,只是说:“路上三四个小时,我一直不好意思抬头。”
工资袋
我少年丧父,青年丧母,那时经济环境不好,一直对自己未能尽孝而深深内疚。与曾妈妈相处以后,按照中国传统,我深知自己负有半子之劳,也想藉此对心中缺憾有所补偿。
1995年10月,我在南方,亮亮打来电话,说妈妈病得很重,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我当即返回北京。
在北京医院住院部的会议室,吴蔚然等一个医疗团队向家属介绍了曾妈妈的病情。诊断结果是中晚期淋巴癌,医生建议上化疗,但考虑到曾妈妈年高84岁,化疗尚无先例,故征求家属意见。
自此曾妈妈开始了与病魔的顽强抗争。为了方便看曾妈妈,我们索性不回万寿路,径直住进离北京医院最近的新侨饭店。这年春节她说了一句话令我难过好一阵子:“理由,我对不住你,让你们春节也没过好。”我觉得这话太见外了,亮亮则说是因为妈妈什么时候都替人着想。
曾妈妈参加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列席“十五大”。此前有60多位忘年之友为她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70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妈妈接过话筒,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样热烈地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的太少了,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很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那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70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坚决和坚强,从不动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
当亮亮把这些话重述给我时,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信仰而造就的集体性格:勇敢、忠贞、舍己为人、清廉正直、自律内省……这些也是人类社会对人格的审美共识,谁能说没有普世价值!
曾妈妈的病房被鲜花簇拥着,胡锦涛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来看望她。
1998年6月21日,曾妈妈走了。当陶斯亮清理遗嘱遗物时,发现许多个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老人家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或三四百元,而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以示自己来源的清白。在遗嘱中说明把这些钱全部捐献。钱不多,区区几万元,而保存那些工资袋却煞费苦心。
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我热泪盈眶,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一张拼凑的塑料桌布,还有曾妈妈把纸巾撕成一半的动作以及送客拒礼时的一溜小跑。我恍然有悟:这位在战争年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她的后半生去执着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超越中国亘古以来对于创业与守成那铁一般的悖论。
在中国文明史上,这场挑战更庄严也更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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