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由万寿路至翠微路有一条横巷，云集了来自各地的菜农和商贩，摊位绵延不断。每当晨曦微露，曾妈妈就提着一个用旧了的布口袋，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她买菜不但要新鲜，还图个便宜，这样就得顺着摊位细挑慢选，来回一两个小时，暑往寒来从不中辍。

　　她老人家还有一条奇特的规矩，从不接受晚辈上交饭费，我猜这是她那好强的性格和慈爱之心使然。这么一来，摆到餐桌上的水准就成为问题，单调、寡味，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而她总是把上一顿的剩菜拿来自己吃。80年代是我写作的旺盛期，除了工资还有充裕的稿费，如想改善伙食，只能自己也去买菜，再把实物送到曾妈妈的厨房。而且要把握分寸。我知道亮亮就因买过几样时令菜被她数落。曾妈妈对女婿似乎宽容一些，我也当真骑车跑过几趟，可惜这样的心血来潮不能纳入曾妈妈的计划经济。曾妈妈走到哪里都提着那个永不离身的布口袋，相当于如今时尚人士的手提包。有一次她去开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一位同志热心地想帮老人家提那个布袋，她坚辞不肯。时过多日，那位书记仍记得这件事，好奇地问陶斯亮：“曾妈妈的布口袋里有什么重要东西呀？”

　　亮亮转去问妈妈。曾妈妈眯起眼睛笑着说：“一件旧毛背心。”

　　不光买菜，买家庭日用品的路程更远，曾妈妈也不肯叫公家配备的司机，而是去挤公交车。20多年前的公交车站秩序混乱，上车全凭强弱相争的丛林法则。一次遇到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蜂拥而上，瘦小的曾妈妈落在最后，踩在车厢踏板，只挤进半个身子，不料司机“咣当”一下把门关上，重重地夹住她的头部。同车人惊呼：“夹住人啦！”司机才把车门打开。曾妈妈觉得头部不适，去医院检查，诊断为“脑震荡”。

　　休养时去看她，她认真地问：“你们看看，我的头有没有被夹扁？”看样子不像开玩笑。身为医生的亮亮说：“没有，夹扁是不可能的事。”

　　看着老人家将信将疑的神色，我的心里一沉。曾妈妈已是古稀之人，腿脚不复当年。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一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坚持自己的信念，竟然显得特立独行，还有几分悲壮。

　　纸半张

　　曾妈妈晚年的风采曾被许多人描述过。诗人说她“纤柔秀丽，优雅脱俗”。不过，有谁试图从家居布置中找到与她气质相谐的审美情趣，将很失望，真是乏善可陈。

　　她的家居更像历经沉淀后去精存芜，杂乱无章的劫后幸存。至今在我眼前仍浮现出那张铺在餐桌上的台布，那是一幅白地印着绿色图案的塑料布，每天吃饭都要面对它。年深日久，中间已发黄、变脆，又被沙锅或水杯烫出许多烙印，终至有一天裂开口子。这时我应该想到，去商场挑选一幅漂亮的台布送给曾妈妈。但是亮亮告诉我，那样的结果一定是被妈妈把新台布叠好后放在箱子里，她还会用旧桌布。

　　有一天坐在餐桌前，忽然眼前一亮，台布上裂开的大洞没了，细看原来是曾妈妈把中间的破洞剪掉，又将尚未破碎的两头调到中间再缝起来，虽然短了一截儿却还能凑合。陶斯亮有一位台湾朋友来家做客，看看家中陈旧的沙发和摇晃的桌椅，柜子里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又发现了这块桌布，大为惊讶地说：“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样过日子！”

　　岂止半块桌布，就是餐巾纸也被她撕成一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日渐富裕，家中餐桌上多了纸巾。曾妈妈认为取之于木材的纸巾用起来太奢侈，她把每张纸巾都撕成半张，再叠成一摞备用。看她耐心地一张张地撕纸巾，我总觉得那动作背后有未曾言喻的象征意义。

　　平时来看望她的人不少，甚至门庭若市，有求她办事的，也有纯粹出于关心，她一概热情招待。她深知自己曾任组织工作的敏感性。当客人临走时，曾妈妈最常见的送客动作就是骤然起身，一溜小跑、疾如迅风地追出门外，把客人送来的礼品坚决奉还，经过一番推拒，在笑吟吟的婉谢之余只差一句话：谁要送礼就跟谁急！

　　中海滩

　　曾妈妈唯一自愿接受的“特权待遇”就是夏天去北戴河度假。中办在中海滩保留一栋15号楼，花岗岩构建的古老别墅。

　　曾妈妈每去北戴河都“呼朋唤友”，特地要秘书和司机携儿带女。还叫上无官无职的晚辈，散落外地的部属，一拨又一拨。在这里猜谜语，讲故事，下海游泳，乒乓球对抗赛，一间不很大的别墅成为其乐融融的公共游乐园。人多又不免物质匮乏。有时组织上送些螃蟹、水果，但不能代替主食。游泳又消耗能量，于是，由我出面请大家去“吉士林”等餐厅打牙祭，也被曾妈妈欣然默许。

　　一年夏天曾妈妈需要提前返回北京，擅自买一张硬座票，既不叫司机又不坐中办的专列，这又是她那根深蒂固的平民意识在“作怪”。

　　当时我和陶斯亮都不在身边，听台湾归来的朋友说，他在人头涌动的车站遇到曾妈妈正站在大太阳地里排队，十分吃惊，连忙要带她去贵宾休息厅，曾妈妈硬是不肯，最后不得不选择陪曾妈妈在那儿傻晒。

　　这故事还没到高潮。后来听曾妈妈说，上了车恰巧和一群青年男女坐在一排硬座，小青年说:“老太太，我们的同伴分开了，换座！”曾妈妈以对号入座的规定不干，那些年轻人把男女同伴叫过来挤在一堆儿，打打闹闹，搂搂抱抱，曾妈妈不堪其扰，只得同意换座。年轻人说：“老太太，你想换就换呀，这回我们不干啦！”

　　一路上，年轻人更加放浪形骸。回到北京，她对年轻人没有责备，只是说：“路上三四个小时，我一直不好意思抬头。”

　　工资袋

　　我少年丧父，青年丧母，那时经济环境不好，一直对自己未能尽孝而深深内疚。与曾妈妈相处以后，按照中国传统，我深知自己负有半子之劳，也想藉此对心中缺憾有所补偿。

　　1995年10月，我在南方，亮亮打来电话，说妈妈病得很重，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我当即返回北京。

　　在北京医院住院部的会议室，吴蔚然等一个医疗团队向家属介绍了曾妈妈的病情。诊断结果是中晚期淋巴癌，医生建议上化疗，但考虑到曾妈妈年高84岁，化疗尚无先例，故征求家属意见。

　　自此曾妈妈开始了与病魔的顽强抗争。为了方便看曾妈妈，我们索性不回万寿路，径直住进离北京医院最近的新侨饭店。这年春节她说了一句话令我难过好一阵子：“理由，我对不住你，让你们春节也没过好。”我觉得这话太见外了，亮亮则说是因为妈妈什么时候都替人着想。

　　曾妈妈参加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列席“十五大”。此前有60多位忘年之友为她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70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妈妈接过话筒，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样热烈地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的太少了，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很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那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70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坚决和坚强，从不动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

　　当亮亮把这些话重述给我时，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信仰而造就的集体性格：勇敢、忠贞、舍己为人、清廉正直、自律内省……这些也是人类社会对人格的审美共识，谁能说没有普世价值！

　　曾妈妈的病房被鲜花簇拥着，胡锦涛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来看望她。

　　1998年6月21日，曾妈妈走了。当陶斯亮清理遗嘱遗物时，发现许多个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老人家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或三四百元，而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以示自己来源的清白。在遗嘱中说明把这些钱全部捐献。钱不多，区区几万元，而保存那些工资袋却煞费苦心。

　　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我热泪盈眶，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一张拼凑的塑料桌布，还有曾妈妈把纸巾撕成一半的动作以及送客拒礼时的一溜小跑。我恍然有悟：这位在战争年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她的后半生去执着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超越中国亘古以来对于创业与守成那铁一般的悖论。

　　在中国文明史上，这场挑战更庄严也更壮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