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66年5月，彭真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在一起。后排左起第三人为傅洋。此后，全家离散达九年之久。

　　在秦岭大山中父亲给母亲当了回“秘书”

　　我上初中和升入高中的几年间，正是新中国风云骤变时期。高中只上了一年，“文革”开始。刚刚走上正轨的新中国法制事业毁于一旦，而亲手奠定了新中国法制基础的父亲也被批判，停止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先是被软禁，1966年12月3日被监禁。半年后，一直作为父亲秘书的母亲张洁清也被关押。

　　1967年11月的一天，我和姐姐傅彦被赶出了位于台基厂的家。一辆小平板车载着两卷单薄的行李和孤零零的姐弟俩踽踽行走着，目的地是大约一公里外的苏州胡同北京市委宿舍的两间小平房。(记者后来去寻访了这个旧迹，在崇文门北大街路东，距现在的崇文门饭店只有几步路的地方，有一个连巷牌都被拆光的小胡同。进胡同大约150米，几栋粉白相间的旧楼围成了一个环形，崭新的门牌上写着“苏州胡同101号”。进去打听时，发现那两间小平房现在由一个老人家看管，牌子上写着———存车处)

　　那个晚上，空空荡荡的小平房里只有两块用板凳垫起的木板。我和姐姐因为烧炉子双双煤气中毒。半夜我去上厕所，一下摔倒在门口。姐姐闻声爬起将我弄醒，她却又一下子晕倒。我当时忍着剧烈的头痛将姐姐连拖带抱地弄到马路对面的同仁医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却好像费尽了毕生的力气。

　　从父母被关押时直到1972年允许我们去探监，我们与父母真正是多年生死两茫茫。在监狱中，父亲坚持每天大声念英文、唱京戏，保持语言能力。他后来告诉我们，住单人牢房语言能力会强烈减退，王若飞当年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后，去修手表时把“表蒙子”说成“表锅盖”。

　　父亲对强加给他的种种不实之词，不管是面对专案组的逼供，还是万人大会的批斗，都没有违心承认过，真正坚持了真理。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抹杀阶级界限。父亲说，1954年宪法通过时，毛主席是赞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毛主席还讲过“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那还不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有意思的是，后来父亲当选委员长，回到家第一句话竟是：“记住，你们要违法，罪加一等！”我们一听不干了：“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75年，父母从秦城监狱被放出，流放到秦岭大山中的商洛地区，住在一个干休所的几间简陋平房中。尽管生活清贫、受到软禁，但我们终于有机会和父母住在一起了。在商洛的这三年，父亲和我交流的机会比较多。父亲天天在读书、在思考问题，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时上街走一走，和市民、农民交谈，他本身也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母亲在1978年春天解放了，任商洛地区副专员，一天要去参加文艺演出并讲话，父亲亲笔帮母亲改发言稿，居然给母亲当了一回“秘书”。

　　我从1976年初到1978年底，在商洛地区氮肥厂做了3年学徒工，工资不如原来的民办教师的一半。学徒第一年的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父母的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的迹象，但父亲却已经要我重新考虑申请入党问题。经过父亲开导我还是下了决心，向车间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直到父母已被接到西安后的1978年12月26日，我离开商洛的前一天，厂党委通知我去谈话。一位领导说，早已同意我入党，之所以等到今天才通知我，是为了挑个好日子———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

　　父亲95岁的一生，几十年为党和人民工作，在国民党监狱中坐了6年半，在自己的监狱中坐了9年。如果平均一下，每周差不多有一天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坎坷经历，才使他在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父亲一贯坚持两句非常有名的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为了探索法治和平等，矢志不渝，鞠躬尽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塑造了我们的独特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