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王树声担任湖北军区司令员。针对大的战役结束后部队中出现的纪律松散等突出问题，他在《关于部队整训问题》中说到：“未来的任务是伟大的，但工作也极其繁重。我们的军队能否担当起上述任务，在和平时期能否保持住我们已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作风而不使之丧失掉，我们各级领导机关会不会沉醉于既得胜利而松弛懈怠起来，以至腐化下去，如果作为一种危险，那是完全可能的，客观情况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倾向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警惕起来，加以预防。这里，要求各级领导者能够经常地具有冷静的头脑和采取十分谦虚的态度，以便勇于倾听人民和同志们的意见，勇于正视错误，尤其勇于执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防腐的武器，使那些足以腐蚀我们内部、同党的领导脱节、同人民群众和士兵群众脱节的不良倾向或坏习气（例如军阀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等）在我们部队内没有立足发展的余地，以保持党和军队的纯洁与统一。”

　　1950年6月，他在《军区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又这样讲到：“我们的干部应该认识到，党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有坚定的立场，对党忠实，有优良的传统作风，是有功之臣，是党最宝贵的财富；但另一方面，必须克服骄傲自满、悲观自馁、舍不得放下功臣包袱等思想毛病，以达到自觉。”

　　这些话语，字真意切，今天读来，也令人感觉到王树声大将的语重心长，感觉到他高远的思想境界。

　　作为军事家，王树声的战功是非自有专门的研究者评说，党中央对我军战史中重大的挫折与失败，也有公正的结论。但作为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革命者，王树声的那种自谦、自律的精神，是否可以让我们后人得到更多的启示？

　　父亲是个坚强的人。他的坚强，不但在于他能够忍辱负重，在逆境中开辟新局面，还在于他在任何时候都怀有必胜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生活中的王树声很幽默。战斗中，他会经常编些鼓动词教战士们唱。宿营时，他喜欢给战友讲些幽默风趣的笑话，逗大家开心，忘却征战的疲劳。建国后，在北京，住进机关大院，他的随和平易使院里的工友们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他经常对儿子王鲁光说：革命为啥呀，就是要平等嘛。

　　然而，平易与幽默，还不是王树声性格的本质。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才是王树声个性特征的突出表现。

　　想当年，红军西路军一路征战，在寒风彻骨、飞沙走石的戈壁荒滩上，在冰天雪地、粒米难寻的祁连山中，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苦战，一幕幕浴血奋战的场面惊天地、泣鬼神。部队被打散了，西路军官兵沦落四处，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以及众多军、师级高级干部，扮为乞丐，沿路乞讨，历经一次次惊险，最终回到延安，回到党的怀抱。为什么王树声等红军官兵要这样历尽艰辛回延安？在王树声看来，苟且偷生最为可耻，只要是和党在一起，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只要和党在一起，就会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不失掉理想信念，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格。如果这种品格还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这就是一种魅力了。王树声是具有这种魅力的人。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万军队，将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人口仅40多万的狭长地区。当时，王树声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原军区部队所在，是贫瘠的山区，在一般年份都要闹粮荒。这时，在蒋军的严密封锁之下，部队的生活更是艰难，一度由一日三餐减少到两餐，最后变成每天只吃一顿稀饭和一顿野菜。蒋军不断挑起事端，有时王树声所率的部队要面对比自己多出30倍的敌人的进攻。很显然，敌人欲聚歼中原军区部队主力，重演“皖南事变”。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军队未形成包围圈之前，中原军区6万将士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转移到其他解放区，但中央和毛泽东从全国战局的大棋盘上看到，中原军区的历史使命是牵制和吸引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必须准备做出重大牺牲，哪怕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从全国的形势出发，以6万部队牵制30多万敌军，这将对全局形势向我方好转产生重大影响。

　　身处敌军重围的王树声，可能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军事斗争中“弃子取势”的战法，但他对中国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形势，始终持有乐观的情绪。这种情绪就感染了当时在宣化店一带进行战地采访的美联社记者、美国人李敦白。中原突围还没有开始时，李敦白有事没事总要到王树声的驻地聊聊天。时光荏苒，40年后，李敦白当年与王树声聊天的内容已不可追。但是，80年代中期，从事中美文化交流的李敦白向中国残联捐赠一批电脑，黄镇、邓朴方宴请了李敦白，席间闲聊，问及李为什么解放战争后就没有回美国，反而在中国当起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指导。李敦白说，当年我在宣化店，认识了一个叫王树声的将军，是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使我决定留在中国……巧得很，当时王树声的长子王鲁光也在席间。小事一桩，却足见王树声作为革命者的人格魅力。

　　王鲁光说：作为一代开国元戎，父亲的毕生经历充满传奇与坎坷。父亲全家前后有13位兄弟姐妹参加革命，只有他一人成为幸存者……父亲晚年，休闲时喜欢练习书法，他写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一句诗—— “无限风光在险峰”。也许，这句诗可以表述出父亲军事生涯中丰厚的情感积淀吧。1974年，父亲因患食道癌不幸逝世。如果说，父亲一辈子离不开战场，这食道癌，也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战场纪念：长年的征战，风餐露宿，经常是刚端起饭碗，就要拔脚行军，致使父亲养成了吃饭特别快，吃的饭还特别烫的习惯……这就是父亲，一个永远壮怀激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