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治校与治军的关系，萧克有深刻认识，一支军队是不是能征善战，关键要看指挥员的军政素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治军必先治校，治好校才能治好军。1972年起，萧克历任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等职，负责军事训练教学，以治学严谨而著称，为军队高级指挥院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根据中央提出的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要求，时任军训部部长的萧克组织有关人员着手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那时，军训部没有礼堂，萧克就领着大家租用地方影院开动员大会。除了参考各地区的材料以外，他们还参考了古今中外的条令。虽然办公条件不算好，他们却高质量地完成了三大条令的初稿制定工作。

　　当时，周恩来指定刘伯承审定3部条令。根据刘帅的指示，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后，1951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发了解放军内务条令。人民军队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有了自己的共同条令，有了军队建设的准绳。三大条令得以颁发执行，为我军正规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规制度的保证。至今，三大条令仍然是我军依法治军的重要法度、基本依据。作为三大条令的组织制定者，看到条令颁布，萧克的内心欣喜异常。
　　
　　三

　　在萧克工作过的办公室里，有一排偌大的笔架，毛笔悬挂，彰显着主人在书法艺术方面的兴趣。让人想不到的是，萧克还曾仰仗一笔好字糊口度日。1927年南昌起义后，萧克随起义部队南下，遭到伏击后，部队溃散，萧克流落到广州时已身无分文。为了生存，萧克在一个老先生的卖字摊子上留了下来。平常，他给老先生铺纸磨墨；客人多时，他也写上几幅颜体或隶书，一天挣几毛钱解决生计问题。

　　一直到耄耋之年，萧克写字时仍很讲究“四正”，即心正、身正、纸正、笔正。他小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来家里请父亲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每当父亲写的时候，他就在一边磨墨，看着父亲写的那些对仗工整、字迹秀美的对联，他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由于自幼受艺术的熏陶，萧克也能写出一笔好字。

　　萧克不仅爱好书法，还嗜书如命。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无论是在运筹帷幄的指挥间隙，还是在关山飞渡的行军路上，他“贪婪” 地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阿Q正传》等作品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很多人都是在革命军队中才逐渐开始学习文化，进而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在战争年代，几乎高小毕业的人就被冠以“知识分子”的名头了。在这些将帅中，能诗善书的萧克可以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将，正像斯诺前夫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所评价的那样：“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萧克不仅爱看书，对文学创作也一直非常有兴趣。红军时期，萧克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小故事等，发表在根据地的报刊上。即使在长征途中，萧克也不放过诗情迸发的时刻，硝烟尚未散尽，他就在山头简陋的指挥所挥毫赋诗了。一个久历戎马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似乎不可思议，但萧克却说：“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指文学创作）看得那么神秘。”1985年底，萧克从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时，曾作诗自叹：“既感事太多，尤叹时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