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给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司令转东北抗联全体官兵》的致敬电。这一致敬电,给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和东北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指明了抗日斗争的方向,极大地增强了东北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杨松在延安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同时,还执教于中央马列学院。他在处理日常公务及讲课之外,还致力于写作。短期内,他写了大量的政治理论著作:著有《论民族》专著,7万多字,在《解放》周刊上连载;写了《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点滴》,共7章,9万多字;组织编写《今日苏联》一书,介绍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在马列学院,他同邓力群一起合编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各个重大事件进行评价,直到现在还为史学家们所肯定。此书曾于1947年、1949年、1954年连续再版。与吴亮平一起合编了《社会科学概论》,帮助从事抗战的青年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近20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直到东北解放后,此书还被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规定为初中和高中政治课本参考书。为《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妇女》等刊物写了大量的时论和专论文章,仅见于《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的就有25篇,这些都是中国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瑰宝。
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总编辑
1941年初,中共中央调杨松协助博古创办《解放日报》,并出任总编辑。办报初期,人少事繁,百端待举,他负责处理繁重的日常工作,对每天的报纸逐字逐句检查,还亲自写社论。报纸发行一个多月,他接连写出了29篇社论,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
1938年到1941年期间,杨松曾先后12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扩大会议。在听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以后,他更加注重总结经验,不断明确办报的方向。他深刻地意识到,报纸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改革。他对张仲实说:“我们对于外国的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我今后要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他号召报社的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不仅要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更要熟悉中国革命的现状。1941年9月14日,在杨松主持下,《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和各地区、各条战线的调查报告。毛泽东还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编者按,给杨松改革新闻工作以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为了办好《解放日报》,杨松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顶多休息三四个小时。他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从黄昏亮到深夜。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吴文涛后来曾对我们说:“我们编辑部每天凌晨3点起床到新华社取稿,此时总是见杨松仍在工作,点着油灯写文章、审稿。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奋斗精神,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与报社的同志一起克服各种困难,为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使《解放日报》成为当时中共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武器。”
1942年春,由于劳累过度,原在东北工作时患下的肺病复发,连续吐血,但他用手绢捂住口,仍坚持工作。后经张闻天、博古等一再督促劝告无效以后,组织上只好强迫他住院治疗。可是,就是在这种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仍靠着枕头写文章。医生不让他写,他就动员护士保密。他一再说:“革命工作比我的病更重要啊。”直到生命垂危时,他还对博古说:“病好以后,我还要为党再奋斗30年。”
毛泽东十分关心杨松的病情,曾两次亲临医院探望,并拿出自己的稿费给杨松买营养品,嘱咐中央管理局买鸡炖汤给他补身子。在延安4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对杨松深为了解。在杨家岭、王家坪,毛泽东多次出席中宣部和党报委员会的会议,与杨松一起研究工作,一起散步谈心。他每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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