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的抗日斗争中，也曾发生过一次所谓肃反、肃奸的反“民生团”事件，在很短一段时间内，杀掉了东满地区近２０００名党团员与游击队指战员。在东满地区抗日的金日成（时任吉林安图县抗日游击队队长）在回忆录中说：“反‘民生团’的骚动给我们带来的损失与创伤实在太大，太严重了。”１９３４年末，杨松在周保中抗日密营处听说了反“民生团”斗争的始末，意识到这是件很荒唐的事，是“左”倾错误。他随即给满洲省委写信，指出：“东满党组织将该地区十分之六七的党团员视为‘民生团’是很荒唐的，是过分的估计。”假如游击区内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这些游击队老早就被日本鬼子消灭了。因杨松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有指导全东北党的工作的使命，故他的信马上引起满洲省委的重视。满洲省委随即派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作为省委特派员到东满负责调查处理“民生团”事件。１９３５年３月，魏拯民经过调查后，得出了同杨松一样的结论，于是在汪清召开了东满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作出了新的决议，纠正了反“民生团”的“左”倾错误，才使长达两年的东满党内、军内自相残杀的现象得以终结。

　　在那环境恶劣、抗日斗争复杂的情况下，杨松抱着对党的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向满洲省委、东满特委以及各地党团县委和各军党委发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１９３３年，他以华西里的化名写了《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满洲工人阶级的情形与革命职工运动的任务》两篇长文，参与起草《中共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组织条例》、《满洲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纲领》等文件。１９３５年七八月间，杨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参加了中共代表团关于《八一宣言》的研究和起草工作。１９３６年２月，由杨松起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提出全东北抗日军队统一名称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亲自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和《东北抗日联军呼吁一致抗日通电》、《为华北事变告东北同胞宣言》，代表东北３５００万同胞，向国民党呼吁：“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在１９６０年的访问录中说：“杨松到满洲后，全满贯彻了《‘一·二六’指示信》，‘左’倾路线得到了纠正，他对满洲中共党的工作有很大的功劳，推动了满洲游击运动和统战工作的发展，他是毛泽东思想在满洲的代表者。”原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说：“东北抗日联军得以发展、统一，杨松同志有很大的功劳，他是抗日联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撰写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至今为史学家们所重视

　　１９３８年２月，杨松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兼任秘书长和宣传科科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关注着东北的抗日斗争。四五月间，他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两篇论文，为中共中央制订抗日战争时期新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年１０月，他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会议秘书，参与文件的起草。在会上，杨松报告了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高度赞扬了东北优秀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全党对东北抗日将士英勇的抗日斗争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因此，会议决定由杨松起草，于１１月５日发出了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