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同志逝世后，我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与哀思之中。爱萍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我的老首长。战争年代，他出生人死，屡建奇功；和平时期，他历经磨难，卓有建树，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为国防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才华横溢，文武兼备，胆识超群；他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他的高风亮节，堪称楷模。爱萍同志逝世后，负责殡葬的一位老师傅讲，爱萍同志的遗骨十分坚硬，真像经过千锤百炼。不知作为物质的人体与精神品格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但爱萍同志确有钢铁般的意志、松柏般的风骨和大海般的胸怀。

    爱兵如长者

    我和爱萍同志初次相识是在50年前。当时他是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我是华东军区所属某团政抬必副主任。

    1953年7月的一天，上级通知我团，张爱萍参谋长要来视察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团领导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上级首长亲临视察、指导工作，必定会给我团的卫作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使我们这个曾荣获“济南第一园”称号的英雄团的建设更上一层楼；紧张的是，听说张参谋长以治军严格出名，我们的工作不知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由于我多次出席过上级召开的英模会，几位团领导认为我见过大首长、大世面，就问我应当怎样迎接首长的检查。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在此之前我只听说爱萍同志智勇双全，是我军的一员虎将，又擅长书法，还会写诗、照相，此外，对他的性格特点一无所知。随着爱萍同志的到来，大家的担心和顾虑就烟消云散了。

    爱萍同志来到我团后，并没有先到团部，而是直接到班里看望战士。我和几位团领导赶到时，他正和战士们聊天，那个热乎劲，就好像是亲兄弟。他逐个询问班里的战士是哪里人？对部队生活是否习惯？连队的饭菜是否合口昧？有一个战士是浙江人，说话口音不好懂。爱萍同志就让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小战士遇见大首长，心情格外紧张，恰巧钢笔又不出水，越发着急起来。越着急，手抖得越厉害，额头上的汗珠滴落到纸上。爱萍同志一看，原来是笔尖堵塞了。他让战士打来一脸盆水，亲自动手把钢笔清洗干净，再蘸上墨水写字。这一招还真灵，钢笔下水了，那个战士的手也不抖了。看着爱萍同和蔼可亲的笑容，大家顿时没有了拘束感和距离感。

    在爱萍同志与战士们亲切交谈时，我仔细端详着他：宽宽的额头，白皙的皮肤，威严中带着慈祥，刚毅中透着平和。他脖子上挂着一部照相机，跑前跑后为战士们照相，看不出是大首长。

    初识爱萍同志，他那与战士们打成一片的长者风范和儒将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危难识坚贞

    20世纪70年代初，我到北京工作后，多次听说爱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事例，心中肃然起敬。

    “文革”开始不久，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的爱萍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1967年4月，“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成立。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给爱萍同志罗列了“十大罪状”,戴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三顶大帽子。爱萍同志被停职，遭受批斗、隔离审查以至关进监狱囚禁长达6年之久，左腿致残。但他正气凛然，决不折腰，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5年3月，爱萍同志复出后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然而很快又遭到批判。

    1977年3月，爱萍同志再次复职。这年10月，我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直接分管为老同志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曾专门听取了负责清理“张爱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档案材料”工作组的汇报。工作组的同志是含着眼泪讲的，我是含着眼泪听的，整个汇报过程至今历历在目。

    工作组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清理那些材料用了20多天的时间，共整理有73卷2108份材料，摞起来有近1米高。有些“黑材料”上明确注明“即呈报江青同志”或“请叶群同志转林副主席”。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爱萍同志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他的冤狱，是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一手制造的。同时，这些材料也充分反映出爱萍同志光明磊落的崇高人品和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傲骨。那些别有用心的诬告材料所列举的事例，根本不是什么罪行，反而是爱萍同志杰出的工作实绩和高尚品格的展现。

    从工作组提供的材料中看到，爱萍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使在政运动的风口浪尖上也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与那些趋炎附势甚至落井下石的人形成鲜明的对照，有着云泥之别。如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是鲜见有人敢为彭德怀说句公道话的，爱萍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引用毛主席过去称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反驳那些批彭的人。“文革”初期批判刘少奇时，爱萍同志则说，刘少奇对我们党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我们都读过，是深受教育的。反所谓“二月逆流”批判陈毅、谭震林时，爱萍同志也是态度鲜明地赞成陈、谭的观点，对林彪、江青搞的那一套深恶痛绝。他还对陈伯达出尔反尔、随风转舵的表现深感气愤，在一份刊登陈伯达讲话的简报上写道：“摇身一变，两样嘴脸，卑鄙：”爱萍同志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磊落人格和大无畏勇气，在那个特殊年代是极为少见的。

    爱萍同志的夫人李又兰大姐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文革”中，爱萍同志身陷囹圄。在四壁漆黑的斗室，他孤身一人，面壁而立，义愤填膺。原来就喜欢作诗的爱萍同志独自低吟，抒发情怀，并把诗句写在报纸的边角和写“交代”材料留下来的纸上，揉成团，藏在破棉袄中，借换洗衣服之机带出。

    愤怒出诗人。我看到这些诗词后，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不惧高压，不畏权势：“奸佞当道，岂能屈膝。纵千斤压顶，奈何生就的硬骨，那怕上阎王簿”,大有为了坚持真理，甘把牢底坐穿的硬骨头精神；他意志坚强，矢志向党尸少年意气盛，冒死从党行……暮年傲霜雪，壮志雷霆”,“平生戎马不稍歇，难得一闲再操矛”,把人生遭遇当作是特殊磨砺，毫不动摇一生从党的初衷；他身处逆境，乐观豁达：“坦荡昭日月，正声逆狂澜”,“待到晴明月重与论诗文”, 准备出来后再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

    我们从这些保留下来的珍贵的“囚诗”中，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

    鉴史论兴军

    爱萍同志为人谦和，谈吐儒雅，善与人同，易于共事。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决不妥协。对看准了的事，他敢于直抒己见，不怕得罪人，说起话来，开门见山，理直气壮，掷地有声。他坚决反对军队搞生产经营就是其中一例。

    由于历史原因，我军在战争年代既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生产队。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生产活动走的主要是办好农场与业余生产相结合的路子。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经费紧张成为军队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军队一些单位开始从事生产经营，介入经商活动。有的甚至提出，军队要走“自我发展、自我补充、自我完善”的路子。这个问题一提出，在军队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但赞成的呼声甚高。后来，介人生产经营的单位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起宽，弊端逐渐显现。

    爱萍同志对此反应敏锐，早有预见，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军队搞生产经营，持别是对部队人员参与做生意，败坏军队形象，尤为反感 记得我还在济南军区工作时，1986年6月，在军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当我作完关于端正党风的发言后，爱萍同志有感而发，当场给我写了一首诗：“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羞奴颜。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表达了他对一些不良风气的忧虑。在此之前，他曾亲笔给原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信，要求严厉制止部队的经商活动。1987年，我到总参任职后，有一天，爱萍同志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要谈点意见。我与爱萍同志的交往比较多，这不仅因为他是华东军区的老首长，更主要的是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够心照不宣，直抒胸臆。所以，他一打电话让我去，我就知道他准有重要事情要说。

    爱萍同志一见面就对我讲：军队经商，历史上有过惨痛教训。清朝的八旗军原来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但后来无论是面对英法联军，还是在甲午之战中面对日军，或是面对八国联军，他们都打了败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八旗军人关之后，不少将领参与经商，贪图享受，军队不练骑射，不务正业。民国时期的新旧军阀，也大多参与经商，每临战事，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一己私利，打败仗也就成为必然。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历史教训。军队的职能是打仗，搞经商必然涣散人心，瓦解斗志，导致与民争利影响军民关系。我们决不能干这种自毁长城的事。

    事实证明，爱萍同志的这些看法是富有远见。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敏锐地洞察到军队经商的危害，多次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指示对此进行整顿，并于1998年果断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这一英明决策，对于保持我军的性质和本色，提 高我军的战斗力，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具有深远意义。

    气宇壮国威

    爱萍同志是新中国第六任国防部长，我是第八任。我在任期内出访时，常有一些国冢的元首和军队首脑怀着崇敬的心情，向我提及爱萍同志。有的让我转达问候，有的让我代交礼品，还有的让我代向爱萍同志求字。这其中有对爱萍同志学识渊博的仰慕,有对他为人坦诚友善的赞菅，更多的则是对他在军事外交中纵横捭阖、秉持正义发自内心的佩服。

    爱萍同志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我与美进行军事交往的第一人。他曾于1983年接待过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并于1984年回访美国。时隔12年后，1996年，我作为国防部长也汤伺了美国。访美前，我听取了军队外事部门对张爱萍部长与温伯格交往情况的介绍，阅看了有关资料，并登门请教了爱萍同志，受益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