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登上吉普车，告别了这个大决战的总指挥部所在地。沿着太行山脚与华北平原相接壤的丘陵地带，沿着曲曲弯弯、高低不平的沙土路，朝着东北方向缓慢地驶去。后面是两百余辆汽车的长长车队。

    车队经过灵寿、行唐、曲阳，当日晚住在唐县城北的淑闾村。24日，经过保定时在河北省委院内休息一会，天黑到涿县城。次日早，毛泽东到街上走走，看不到几个人，不像个县城。问县里的干部：

    “据说涿州城早年很繁华，如今为什么这样冷冷清清？”

    “国民党九十四军在这里设防时，为了‘防共’，把所有商户都赶到东关去了。不让人们到城里来。”县委书记回答。

    “城内已经没有九十四军了，为什么还不迁回来？”

    “正准备要迁。”

    毛泽东这一句话，只过了三四天，那许多商户都迁进了城内。

    毛泽东等人与中央机关所有人员，于25日上午在涿县改乘火车，进入北平。北平各界代表与民主党派知名人士，一千多人到火车站迎接。下午，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在颐和园寿堂宴请柳亚子、郭沫若、陈叔通、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等二十多名民主党派代表与知名人士。

    这些知名人士和民主党派代表为什么倒先行来到了北平呢？这就是毛泽东在这场大决战前的预见。那还是他从陕北到西柏坡的途中，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的城南庄，想到会有进京的这一天，那时即向他们发出了“请贴”——那不过是一次广泛的号召，说明中共要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他们能来参加。

    不久，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即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并祝贺中共所取得的胜利。住在美国的冯玉祥都发表了告同胞书，呼吁和平，表示拥护中共。甚至连美国作家史沫特莱，都在纽约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讲，赞扬中共所取得的胜利，赞成中共建立新的中国。她在抗日战争中曾作为记者来到中国，并克服许多困难到了延安。她见闻名于世的朱德将军博学识广，平易近人，给她很深印象，并决定写一部《朱德传》。在采访中她还目睹了国民党王永槐部制造磨擦，欲挑动内战的情景，在八路军可以全歼王部的情况下，却以团结抗日为重，将其放走了。这种博大的胸襟，使史沫特莱十分感动。1940年9月，她因患病，经香港返回美国。

    当她听说中共取得了胜利，并建立新的中国时，她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建立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是老样子了。我活着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假如那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1950年5月，史沫特莱病逝伦敦。她在遗嘱中写：“把我的遗骨埋在中国。葬礼上奏我生前爱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把我的遗物交朱德将军处理。”朱德得知后十分悲痛。即照她的遗言，将她的骨灰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为她的墓碑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生活了仅仅不过一年的时间（曾由延安到五台山一带采访），而且正是连年战争，外患内祸，贫穷死亡，处在水深火热的中国。为什么竟惹起了她的热爱？对中国的土地为什么会产生那样深厚的感情？朱德将军，还有当代的一些人是会理解的。后来呢，后来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即下一代、下下一代人，还能理解吗？

    陆续有不少各民主党派与知名人士与中共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到解放区来参加新政协。四八年夏末，周恩来电示住在大连的钱之光，到香港去接民主人士。

    这个时候，三个大战役都尚未打响，国共双方的兵力在各地是犬牙交错，除了东北与华北国民党的力量较弱外，华中、华东和华南的城市交通线，主要还是国民党一方占据，铁路线根本不通。北平往南可到涿县，石家庄往北可开出一站，在抗日战争中即破坏掉的铁路尚未恢复。中共一方又没有飞机，如何到香港去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