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村庄召开的大会议

    此刻的西柏坡安静得很，没有庆祝胜利的锣鼓，更听不到轰隆隆的炮声。只见村前那块广阔而平坦的麦田里，疏疏落落有几个村里的乡亲，在整修麦埂儿。苇塘边的柳枝上涂上了绿色，村边向阳处的杏花已经开放，走到树下可以听到嗡嗡的蜜蜂声。
    在十天前——1949年的2月21日，中共中央由这里发出一封电报，要求工作在东北、西 北、华东、中原等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到西柏坡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电报说，“一切工作须于2月25日部署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能到会同志均须于2月28 日到达中央”。
    现在他们已经陆续赶到西柏坡来了。有的骑马，有的乘车，一个个风尘仆仆。他们有的走进“五大书记”居住的农家小院，有的走进旁边的老乡家。房子均是来前就腾好的。
    会场在中央大院的西北角儿，即由毛泽东住处往朱德住的后沟路过的那个山嘴西侧。这不是民房，是临时搭建的，土坯垒墙，檀条搭顶，没用椽子，将苇帘直接搭在檩上，上面便抹泥封顶了。这座房子比不上民房坚固，但比民房宽敞得多，一间要顶四五间，人称中央小礼堂。
    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一个新的国家即将建立之前，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就要在西柏坡这儿召开。为使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为筹备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而召开。
    这是1949年的3月5日下午3时，与会委员陆续走进会场 。他们是：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林彪、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
还有候补中央委员：邓颖超、王震、吕正操、罗瑞卿、习仲勋、刘澜涛等19人。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等列席。师哲 等坐在主席台旁作记录。把个小礼堂坐得满满当当。这个小礼堂，没有整齐划一的桌椅，而多为长条木凳，及一些七高八低的各式坐凳。
    3点30分，周恩来宣布七届二中全会开幕，并报告了到会人数及会议程序。
    接着便是毛泽东作重要报告。浓重的湖南口音在讲：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北平、平津、绥远三种。
    这“三种方式”，在座的人一听便明白。但在会场内外服务的一些警卫人员却不大懂。他们虽不是会议参加者，毛主席的报告还是听进耳朵不少。他们上岗的时间不能随便说话，下来以后却自动讨论起来：
   “什么是天津方式？”邵长和问。
   “用武力解决。”马汉荣答。
   “什么是北平方式？”李二亭问。
   “和平解决。”李银桥回答。
   “那么什么是绥远方式呢？”这个问题一时谁也说不出来，或者知道一些却说不完整。最后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才凑完整了：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以后，再去解决这部分人。
    一拨又一拨警卫人员在换岗，会议仍在继续。只听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响在小礼堂里：
    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农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在和谈问题上,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谈判的 时间拟在3月下旬。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会场外面的警卫人员在小声议论：
    “连半壁江山都保不住了，还有什么理由可谈！”
    “我原想咱不会再跟他谈了，刚才听主席讲到谈判，还要真心实意跟他谈呢。”
    “谈成了对咱也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的报告在继续：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一天的会议，一直开到下午7点结束，然后聚餐。伙食是任弼时向行政科关照过的：过几天要从前线回来一些同志，他们常年生活在艰苦的战斗环境里，现在到中央来开会，我们一定尽力把伙食搞好一些。西柏坡这里还比较富足，村前产不少稻米，滹沱河里还可捉到大鲤鱼。
    晚上看电影，是苏联无声影片。
    往后几天，几乎每天都是下午3-7点开会，每次会都有五六个人发言。
    这个会跟以往一些会议有所不同，会议气氛显得很轻松。与会人员不论是在会场里，还是在柏树坡前的院子里，不论是跟五位书记是在会场里，还是在柏树坡前的院子里，不论是跟 五位书记交谈 ，还是相互间的闲话，都掩饰不住他们的兴奋心情。在会议的空隙里，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即将要进北京的事，建立新中国的事，如何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国家。
    这天天气晴朗，气候温和。会议中间休息时，大家走出小礼堂，三三两两的站在院子里说“闲话”。会上的发言又延续到了会场之外，人们止不住内心的兴奋，仍然在谈论着：
   “这次会议结束，已是3月中旬，下旬即安排与南京政府的和谈，时间紧不紧？”廖承志说。
   “谈判地点在哪里呢？西柏坡，还是北平？我们的中央机关很快搬进北平，会议结束就要开始行动了，在下旬还要搬家，时间是紧了一些。”杨尚昆接着说。
   “我们希望这次和谈能够成功，要作好成功的准备。但是，既然是谈判，能不能成功决定在双方，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又要作好打的准备。我二百一十万解放军已经在准备渡江南下，还有五万多随军南下的干部以及无计其数的随军民工，都正在行动着。”周恩来说到这里，任弼时插了一句：
   “是啊，到了一切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不能让谈判拖住后腿。”
   “所以要尽早安排，早早决定是和还是打？渡江南下的行动，可比我们这个中央搬到的北平的行动要大得多，不过大小都要办好。谈判地点怕是要在北平了。”周恩来又说。
毛泽东站在小礼堂 门外的一棵槐树下面，向乌兰夫招招手，乌兰夫即刻走过来，两手相握时主席问：
   “你想好了吗？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设在哪儿好？包头还是归绥（呼和浩特）？”
   “我们考虑过了，认为设在归绥较好。主席，您认为在那儿好呢？”
   “我要尊重你们的意见。”
    会议的第三天，即3月7日这天，照常是下午3―7时开会。但在晚餐后，8时又开会，直到11时结束。等于又加了一天的班儿。
    第二天大会休会。这天是“三八”节，与会的女同志与中直机关的女性们，全到东柏坡这边头年才建起的一个简易大礼堂里开会。这个礼堂是土坯垒墙，木结构，上面平顶，两侧稍低，里面有两排大柱子，但很宽敞明亮。聂荣臻、蔡畅、陈毅等在这个会上讲了话。
    这一天，中央大院的大、中、小灶三个食堂全都会餐，为“三八”节，更是为了这次会议。晚上，由冀中赶来的军区前线演出队，在这个大礼堂里，专门为这次会议演出。晚餐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与全部与会委员，都来大礼堂看戏。
    由西柏坡到东柏坡村后的大礼堂，约有三华里，那时还没有大轿车，几辆小吉普拉不了这么多人。委员们从柏树坡前的路上步行走来了，一边走还一边议论毛泽东在会上对领导人，包括各级领导及党员，同时也包括他自己作的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3月13日下午，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任弼时与周恩来发言以后，毛泽东作了大会结论，7点宣布大会闭幕。
    这次会议，不仅讲了如何扫清残敌，不仅讲了如何准备建立新中国，而且把建国后的一些重要事情都讲了。甚至在50年以后的今天，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十天之后——1949年的3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的大队人马，乘坐200多辆吉普和大卡车，分两路浩浩荡荡开进北平。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