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爱伦·坡在《致海伦》中说：“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古希腊文化在宗教、神话、哲学、文学艺术及科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础。恩格斯指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在8-10世纪的阿拉伯知识界，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和古希腊医学的实用性受到了追捧，成为阿拉伯历史上的“言必称希腊”时代。14-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打的就是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言必称希腊”之风盛极一时，虽矫正与恢复了被中世纪阉割了的古希腊文化，但本质上是用古希腊的旧瓶装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新酒。在“言必称希腊”的基础上，西方近代思想界的学者建构了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新文化。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早年曾有过浓厚的“希腊”情结。他早年接触了古希腊文化，阅读了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和近代西方著作，组织了“斯巴达俱乐部”等团体，进行艰苦的“斯巴达式”的意志和耐力训练。他的眼界是开阔的，主张“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他曾同罗章龙讨论把湖南改造成像斯巴达、普鲁士那样的中国先进地区。十月革命后，毛泽东心中的“希腊”想象，从斯巴达、普鲁士转向了苏俄。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周世钊信中提出组织游俄队的建议。

　　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后，不少学者文人对之顶礼膜拜，达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地步。在抗战时期的理论界和文化界，还存在忽视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以外国人的结论作为判断中国问题的出发点。

　　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了“希腊”一词。他强调“不是单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党内一些人“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的“言必称希腊”的错误做法。

　　毛泽东两次讲话中谈到的“希腊”，指的是广义的外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欧美的西方文化或苏联或共产国际的理论、模式和指示。批评“言必称希腊”针对的首先是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的非马列主义者和非共产党员，主要指的是近代以来的留学生，“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因”，具有反对全盘西化的意思。

　　为构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战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在1942年2月的《反对党八股》讲演中，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发出“向外国学习”的号召：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在1964年9月的一封信中，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形成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特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指导思想。毛泽东对“言必称希腊”的批评和如何正确学习“希腊”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西方文化、苏联和共产国际经验中国化的深入思考。

　　面对外国的先进事物和优秀文化，做到“言必称希腊”不难，但要结合自身具体实际情况进行吸收和改造的制度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