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泽东在全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先后五次到湖南组织开展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湖南省档案馆保存了他在湖南调研时的档案，其中有1961年4月11日毛泽东在长沙给汪东兴写的《关于湖南工作的一封信》、1961年5月5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来信的批示等珍贵档案，真实反映了他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

　　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工作失误，毛泽东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倡行调查研究，先是派出田家英、胡乔木等3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选取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调查，为期10天到15天，然后到广东会合。3个调查组于1961年1月21日离京，赶赴农村。1月25日晚上，毛泽东怀着急于了解农村情况的迫切心情，也乘火车离京赴外地视察，为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拉开帷幕。

　　调研途中，毛泽东不给当地添麻烦，他一路吃住工作主要在火车上进行。除了在杭州、长沙下车住几天外，其余时间都在火车上。他之所以长时间在火车上办公，主要便于沿途找各级负责人谈话，既可以谈，又可以下车直接看，这样做牵动面积小。火车到达各地时，就告诉工作人员，通知各省市领导人，不要在停车的地方或者车站迎接陪同，如果有事，会通知他们来的。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7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等3个调查小组组长的汇报。3个调查小组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具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成为毛泽东整顿干部作风、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在长沙、杭州等地的调查中，他发现群众反映的中央制定关于农村问题的“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具体，认为需要搞一个比“十二条”更具体完善的人民公社各级工作条例，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权搞清楚。

　　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南、西南、华东“三南”会议上指出：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3月15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毛泽东于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被作为附件印发。湖南省档案馆保存有这份档案，指示信记载，“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各级党委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比较扎实的典型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调研，他们轻车简从，走家串户，既不扰民，又深入群众，使这次调查研究有了新风气，调研成果为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基础。

　　“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

　　在1961年全党开展调查研究中，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深入群众，多听群众意见。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几次到湖南指导工作，断断续续花了20多天时间在长沙指导胡乔木调查组的工作，帮助湖南省委解决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

　　3月31日，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草案的反映。他强调应该把“六十条”草案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让群众提意见，修改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针对当时湖南农村存在的问题，他写信给汪东兴，让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来湖南。信中写道，“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毛泽东的这封信写得及时而深刻，湖南同志深受教育。张平化看完信后，给毛泽东等写信深刻反思，认为自己犯了两种错误：第一种是恩赐观点。没有真正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由群众当家作主来解决问题。第二种是主观主义。若干政策性的具体措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承认错误并愿意担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将此信转给邓小平，认为写得中肯而又真诚，要求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