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势已去

    毛泽东是虎又是猴,何时是虎、何时是猴,取决于条件、环境及身体状况。1975年过最后一个生日时,毛权势依然,雄心依然,但毕竟老了,他不可能像批刘少奇那样,畅游长江、接见红卫兵,绕过官僚系统直接动员群众,也不可能像批林彪那样巡视大江南北、策动地方大员。1976年的运动固然举国响应、轰轰烈烈,但“文革”毕竟大势已去,气息奄奄,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杀伤力了。

    除了病榻上的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等人,全国上下都不想再折腾了。解放军曾经是毛发动“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此时的军队却是批邓的阻力。萧克上将时任军政大学校长,对批邓运动“不明着反对,但也不积极行动,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搞些面上的学习和批判。当时,北大、清华和一些地方单位把邓小平当作敌我矛盾批判,我们也收到两本所谓批判的靶子,但没有印也没有传。……奉命到清华大学去听‘四人帮’的同伙迟群、谢静宜的所谓教育革命介绍,我们派人去听,但根本不表态,回来也不传达,不宣扬。”(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29页。)“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原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上将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对“批邓”运动先是硬顶,然后是在2月28日在中央召集的会议上与新疆的领导同志统一口径:“硬顶当然不是办法,发言时我们可以绕开‘批邓’,避实就虚,多检查自己,实在避不开,至少要按中央文件的口径坚持三条:一、要称同志,二、人民内部矛盾,三、不给戴任何帽子。”(杨菁、张作光:《往事》,济南:明天出版社,1987年,第323页。)从6月到9月,新疆军区召开过21次常委会,没有一次是专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如此等等,运动实际上没有按照毛的意愿开展起来。

    如果是十年、二十年前,这些军人断不敢如此轻慢对待毛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但现在,将军们关心的不是“批邓”,而是毛之后的政治较量。据陈再道上将说,1976年“四五事件”后,一些军队领导人“几乎每天都在招待所罗瑞卿同志住处,议论形势的变化,研究党和国家大事,对万一主席不在,形势恶化,我们都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和‘四人帮’斗争到底。”(冯征:《我所了解的陈再道将军》,载《纵横》1999年第7期。)也就在毛躺在床上的1976年1月,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对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说了“大逆不道”的话:“毛主席身体不行了。你爸爸知道吗?请假回去一趟吧,叫他一定挺住啊!”(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399页。)

    即使毛泽东知道了这一切,他又能如何呢?他已经过完了最后一个生日了,他也承认:“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几个月后,江青等人被抓,两年后,“文革”被彻底否定。

◎单世联,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