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一时间，全国各地浮夸成风。财政部统计到的数字都是大幅增长。李先念分管财贸，是消费和生产等各种矛盾的交汇点。他很快注意到，财政部掌握的情况出现了与所谓的大好形势不和谐的紧张状况。一贯实事求是的他要求调查真相。

　　财政部原副部长李朋曾回忆说：“先念同志就说，各方面情况都是形势大好，怎么你财政困难，这是怎么搞的，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鬼啊，捉鬼。”李先念亲自到河南、湖北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调查的结果让他十分忧心。在一片叫好声中，他把发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报告给了毛泽东。同时，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叮嘱财政部工作人员：财政数字绝对不能搞浮夸。

　　1959年夏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会议前期，李先念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名义，实事求是地给中央写了报告。所谓1958年财政账面结余的35亿元不存在，1959年的国家预算也出现了赤字。然而，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被批评为思想右倾，“为张闻天提供炮弹”，成了“一批二帮”的对象。尽管如此，他还是为消除虚假结余、堵塞资金漏洞埋头工作。

　　1962年，刘少奇主持召开了“西楼会议”，听取财政部的汇报，进一步落实调整政策的部署。陈云重新“出山”主持经济工作。陈云和李先念这两位老战友又携起手来，共同挽救紧张的经济形势。

　　“这个情况下，经济整顿怎么整顿，突破口先是财政金融整顿。”李朋说。《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双六条的出台迅速遏制了财政和银行的混乱。同时下大力关停并转一批经过整顿仍不能扭亏为盈的企业，促使国民经济的列车在正常的轨道上奔跑起来。

　　1963年，国民经济逐步摆脱了困难，混乱的局面得到扭转。对于经济调整的结果，毛泽东比较满意。他称赞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和谭震林这4位副总理是“中国经济工作的‘四大名旦’”。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极度混乱的形势下，国务院组建了业务组，维护国家经济建设工作的进行。李富春和李先念负责具体日常事务。业务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顶住各种干扰破坏，履行国务院的各项基本职能。

　　财政部原副部长姚进告诉记者：“在混乱的时候，财政部不管是税务也好，财政也好，都没有断线。为什么没有断线呢？因为管财政的李先念副总理，那个时候对财政抓得非常紧。总理支持先念同志的工作，我们看出来了。”

　　为缓解财政困难的状况，1971年4月，李先念指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清仓核资。原国家计委主任袁宝华介绍说，先念同志指示说，清仓核资的结果，要把流动资金能够节省下来20％，能够把设备的利用率提高20％。“这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能够做到这一条，我很佩服先念同志这个魄力，他硬是下定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到底。”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国民经济形势异常紧张，作为主抓经济的领导人，李先念想方设法开展工作。可是“四人帮”不断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阻挠生产。乱世理财，李先念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协助周恩来苦撑危局。

　　1975年，李先念的财长生涯划上了句号。21年干干净净、为民理财，为强国富民精心筹划；21年殚精竭虑、无怨无悔，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李先念的理财岁月已经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

　　“陈云同志对先念同志的评价，一个是‘久经沙场，英勇善战’，一句话叫做‘将军管经济，很快精通经济工作，十分难得’。一个叫做‘善战’，一个叫做‘精通’，我想，陈云同志很少用这样的词来描写哪一个人。我在他身边工作我有体会。”陈云原秘书朱佳木说。

　　曾经，毛泽东接见古巴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切·格瓦拉。谈话间，毛泽东指着陪同的李先念语出惊人。他对格瓦拉说，你不是经济学家，可你却是古巴革命政府银行的行长。我们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也没有经济方面的管理人才，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他管得很好啊……。

　　这是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也是他对李先念任职财政部长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