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是加强各国之间的了解、信任和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这在中国同许多国家的接触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都清楚地记得,中印、中缅和中国同印度尼西亚之间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双方领导人员的互相访问和联合发表的声明。”⑥
其次,积极支持印度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主张。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尼赫鲁提出建立和平区域,并“首先在我们自己的区域东南亚消除分歧”的主张。他说:“我提到和平区域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区域中的国家都是中立的,在这个区域中没有军事基地,没有干涉,也没有侵略,而是鼓励和平。”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这一主张,并说:“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不久,周恩来在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梅农的谈话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在这一地区中应该包括所有的东南亚国家,而不应有国家除外。如有国家除外,那就不是集体和平,而继续有对立。”⑦ 这番话,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的主张同美国策动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根本区别。后来毛泽东同尼赫鲁会谈时,也表示“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⑧ 在中国的支持和影响下,印度、缅甸、印尼这些对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都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
(①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4年7月7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4年7月7日。
③ 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记录, 1954年10月23日。
④ 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记录, 1954年12月1日。
⑤ 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记录, 1954年12月11日。
⑥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6月28日。
⑦ 周恩来会见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梅农的谈话记录, 1954年7月20日。
⑧ 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记录, 1954年10月26日。)
此后,为了实现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主张,1955年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并参加了缅甸、印度、印尼等国倡议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机会,使中国领导人能够广泛地同许多亚非国家的领导人进行接触,阐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赢得他们对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正如周恩来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各种类型国家都有接触。”“我们按照中央的方案,求同存异,耐心说理,尽一切努力求得一致协议,又对所有与会国家表示尊重,因此博得了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好感,而反共反苏最烈的国家也多少改变了他们对新中国的一些成见。”①
第三,加强与泰国等国的沟通。
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当时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参加国。毛泽东等并不因此对它们采取排斥态度,而是进行具体分析,认为:这几个国家,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一方面是“由于受到美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像泰国这样的小国,对中国可能有些恐惧”。因此,“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争取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在亚非会议召开前,中国通过印度、缅甸等国传话,向泰国政府转达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毛泽东等在同尼赫鲁、吴努等的谈话中,主要请他们转达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我们对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是一样的,对泰国也不例外”;“我们愿与东南亚各国保持和建立像我们与印度那样的友好关系,只要东南亚各国同样地对待我们。我们不愿看到他们敌视我们。如果他们还有困难,不论是由于内部还是外部的原因,我们都愿意等待。”② 二是揭露美国政策的实质和危害。美国“想通过军事同盟来摆布亚洲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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