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印度等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先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通过谈判同亚洲及北欧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印度、印尼、缅甸都是1950年第一批与新中国建交的“中间国家”。毛泽东等非常重视同印度等国的建交。他先后在接受印度和缅甸驻华大使呈递国书时对双方建交给予高度评价，说这种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周恩来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对外事工作人员说：“派到印度工作去是个大任务，好了就是九万万人的大团结。”② 新中国与印度等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是对美国孤立中国阴谋的有力回击。

　　（二）确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同印度等国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点，但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历史的原因，也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用什么样的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处理两国关系，一直是毛泽东等着重思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根据这一思想，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他在谈话中说：根据这些原则，“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 ③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重申这五项原则。随后，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同样确认这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定，为当时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印度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效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① 周恩来会见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梅农的谈话记录，1954年6月13日；周恩来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1954年10月18日。
　　② 周恩来在外交部的讲话记录，1950年3月20日。
　　③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三）在国际斗争中和处理国际事务时与印度友好合作、相互支持。印度是亚非国家中很有影响的一个国家，用周恩来的话说，是“处于关键的地位”①。毛泽东等十分重视在国际斗争中争取印度的支持与配合，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同印度交换意见。这种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例如，在朝鲜停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两大热点问题上，中印两国取得一致意见，在日内瓦会议上同苏联等国一起，与美国等进行了坚决斗争。印度还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解决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回国问题上，给予中国有力支持和多方面协助。

　　（四）与其他一些周边国家积极开展经济接触和交往。锡兰是南亚国家中第一个向新中国派遣政府贸易代表团，并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双方从1953年就开始了大米和橡胶贸易。1953年底，中国又迎来印尼经济代表团，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第二年，印尼开始对中国出口被美国禁运的橡胶。1954年4月，中缅之间也签订了为期三年的贸易协定。这个时期，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虽然十分有限，意义却很重大，成为新中国打破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重要突破口。

　　从新中国成立到日内瓦会议召开的短短几年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坚决有力的“反包围”、“反封锁”的正确决断，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