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两手空空的彭育英此时万安老家还有妻儿老小需供养。正在“山穷水尽”之际，传来了赣州解放的消息。于是，他只身回到响彻欢庆胜利锣鼓声音的赣州，试图重新寻找生路。

　　一天，彭育英当年的管印文书赖志刚给他找来一张报纸，报上刊登着陈毅已经出任华东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的消息。彭育英不禁心生到上海投奔陈毅的想法。辗转反侧，夜不成眠。梅岭一别，毕竟时过境迁。如今的陈毅非同往昔，他身居高位，手掌大权，是否还记得当年与他握手言和的“七品官”呢？

　　犹疑不决的彭育英，试探性地给陈毅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很快寄到了上海，展开在市长办公室的案头。陈毅读后很是感慨。他离开赣南后虽然戎马倥偬，身经百战，又与国民党军队连打了五年仗，但他依旧无比珍视国共合作抗日的那段岁月，尤其感念当年曾用礼乐迎接他下山的彭育英。于是，他立即嘱咐秘书，复电诚邀彭育英来沪。

　　捧着陈毅的复电，彭育英又惊又喜，热泪夺眶而出。星移斗转十数载，共产党人陈毅果然不忘旧情，而且是那样的善察人意，善解人心，慨然伸出了援助之手！

　　此时适逢中共赣西南工委进驻赣州。彭育英探问到工委的驻地后，便带着陈毅的复电去找工委书记杨尚奎。杨尚奎曾经和陈毅一道领导赣粤边游击斗争，也曾同彭育英打过多次交道，对他印象颇深。现在，当他得知陈毅来电邀请彭育英去沪，不禁大为高兴，立即嘱人为彭育英办好去沪的车票和通行证，并亲笔写了给陈毅、曾山两位同志的信交给彭育英带上，又特意说明:曾山同志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就这样，彭育英一路畅通无阻，顺利到达上海。

　　1950年元旦过后的一天，上海“百老汇”(今上海大厦)彭育英房间里的电话铃骤然响起。他连忙抓起话筒接听，原来是市府办公厅通知他，陈毅市长和曾山主任来看他了。

　　彭育英激动不已，忙把房间收拾好，正欲出去迎接，陈毅和曾山却已笑呵呵地跨进门来。待双方坐定，一番寒暄之后，彭育英感慨地对陈毅说:“我此生难忘两个人，一个是熊式辉，是他把我推上与人民为敌的死路；一个就是你，百般感召教化我，使我走上了光明之路。”陈毅问:“听说熊式辉逃到香港去了？”彭育英说:“他是发动内战的四十三名首要战犯之一，罪孽重大，怕杀头呢。”陈毅笑道:“战犯不一定就杀头，也可以改造嘛，就是现在他也可以回大陆来嘛！”彭育英见陈毅言语情态一如当年，毫无胜利者的架子，敬佩之情难以言表，只是不住地点头称“是”。“老彭，你就不要回江西去了。”陈毅忽然话题一转，带着征询的口气说，“是不是就在上海做点工作？”“工作？”彭育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沉吟有顷，才慢条斯理地说，“我能做什么呢？要么就搞老本行，金融工作。请你考虑……”“还考虑啥子哟！”陈毅指了指曾山，说:“财经委员会主任就在这里，现在就可定下来嘛！”

　　曾山慨然应允:“就让老彭到银行去吧。”

　　从此，彭育英走进了新中国的干部队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干部花名册上有了他的名字，职务是“提篮桥办事处第一副主任”。后来，他又被安排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彭育英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尽心尽力，似在回报共产党人的厚遇。不幸的是，在十年动乱中，他也受到严重摧残，于1968年12月5日在上海病逝，终年68岁。十一年后的1979年4月17日，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参事室，在龙华举行了“彭育英先生追悼会”，公正评价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