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对彭育英的举动深为赞赏，不无幽默地称其为“国统区难能可贵的七品官”。

　　1937年9月6日，这是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这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彭育英亲率秘书、管印文书、经征处主任等五人，带着香烟、茶点，乘着一辆汽车到达钟鼓岩的寺院内。陈毅则带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代表一行五人，亦跋山涉水如约前来。

　　双方代表一见面就自报“家门”，互通姓名。陈毅不卑不亢，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就是游击队的那个老陈——陈毅。”

　　彭育英早就风闻陈毅文武兼备，豪爽大方，如今亲眼目睹，心中钦敬之意倍生，但毕竟是头一回相见，不免有些拘谨。

　　彭育英歉疚地说:“共产党、游击队是抗日的，是爱国的，我们要联合抗日。过去剿你们不对，错了！”陈毅朗声大笑起来，他用力握住彭育英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交朋友了！”

　　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磋商，谈妥了举行正式谈判的有关事宜。临别，彭育英一再向陈毅表示:“你们下山、进城，安全和给养问题，我负完全责任。”

　　此后，彭育英果不食言，不辞劳怨地为合作抗日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组织商民代表、学生队伍和军乐队，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热烈欢迎以陈毅为首的中共赣粤边特委一部分领导同志下山，进入大庾县城。他腾出最好的房舍，精心安置陈毅等同志住宿。还不时送去酒、肉和炼乳，以示慰劳。并找人特意从广州买来特效药“606”，治愈陈毅同志身上的疥疮。他大胆提出撤退“清剿”游击区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的意见，并通过江西省政府转报国民党中央政府予以采纳，果断结束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局面。他下令开释已判罪监禁的方志敏烈士的爱人缪敏、毛泽覃烈士的爱人贺怡，并送她们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治病休养。同时下令周边各县:凡在监禁的中共党员，不论判罪与否，立即全部释放……

　　中共赣粤边特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顺利进行，很快就签署了关于游击队下山的协议。接着，彭育英又亲自陪同陈毅赴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经过陈毅有理有节的斗争和彭育英的侧面帮助，仅两天时间就解决了各地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开赴抗日前线的有关问题。

　　彭育英做了一桩桩有助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好事，自认为堂堂正正、无可非议。孰料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开赴抗日前线后，他便遭到了大庾地方顽劣势力和军统特务分子的排挤攻击，他们联名上书控告彭育英，说他“勾结共产，蹂躏地方，大搞赤化”。但当时国共合作大势所趋，彭育英又有熊式辉当“靠山”，这场“逐彭”闹剧没有演成。

　　不过彭育英的日子从此再未好过。自1939年初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后，国共间的摩擦日益加剧。彭育英处境艰难，如履薄冰，他深感留在大庾必有凶险，便毅然弃任赴省，当面向熊式辉提出辞呈。熊式辉婉言相劝，再三抚挽，并采取权宜之计，让他与黎川县县长任和声对调。彭育英碍于情面，勉强走马黎川。但形势的发展，使彭育英对国民党的前途最终深感失望，他果断作出了离开的抉择。1941年，趁国民党员总登记之机，他愤然撕毁“党证”，辞去黎川县县长之职，就此终止“七品官”生涯，赋闲半年后，到景德镇当了一家银行的分行行长。

　　1949年5月，彭育英重回赣南，任江西银行赣州分行经理。此时，向全国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陈毅麾下的第三野战军已突破长江天险，攻克南京、上海。处在黎明前黑暗中的赣州，反动势力依然十分嚣张，当年协助陈毅下山的彭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