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解放才半年多的上海百废待兴。一位年近半百，面容清癯的江西老表来到沪上。他是当时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特邀客人，解放前曾任江西大庾县县长的彭育英。

　　彭育英，别号少武，1900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弹前乡，18岁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五年后学成归国，先后任《南浔铁路月刊》编辑、江西省建设厅行政科科长、省长总署秘书等职。1926年11月，北伐军克复江西。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在北伐军第六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抵达南昌后，被推举为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工作接触中对彭育英的人品才干颇有好感，遂向省政务委员会推荐，委之以虔南县(今全南县)县长，彭育英由此加入国民党。虔南县是江西省最南端的一个山区小县，民间素有“小小南县，一泡尿撒遍，县官打老婆，全城听得见”的戏语。在这样一个既偏僻又清静的山城当个一县之长，对不善言谈、性喜种草养花的彭育英来说，本是再恰当不过的所在。岂料好景不长，“四·一二”政变使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此后兵荒马乱，彭育英几乎每隔一二年就要奉调易地做官。但他做梦也想不到，1936年5月竟被突然调往大庾县(今大余县)当县长，由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奉命留下的项英、陈毅等同志于1935年春突破敌人重围，到达赣粤边领导南方游击斗争。大庾县属游击区范围，梅山便成了游击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陈毅进山，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为之坐立不安，会同广东军阀连连派重兵“清剿”。然而“剿”了两年，弄得焦头烂额也毫无进展。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决定撤换“清剿”不力的大庾县县长，重新选派心腹干才前去接任，以加强边界地区的政权。

　　熊式辉马上想到了彭育英。他和彭育英都是江西籍人氏，先后赴日本求学，同校攻读，当时过从甚密，颇有交情。于是一道令下，彭育英不得不赶赴大庾主政。熊式辉不但委任他为大庾县县长，还冠以“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把他推上了与陈毅领导的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刀枪相对的境地。然而，要想“招抚”、“清剿”有人民群众支持的游击队谈何容易！彭育英上任一年，对此也是无计可施。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毫不掩饰自己无奈的心境，喟然叹道:“年来迭经育英联合各县团队，呈请地方驻军，数次会剿，但因山岭复杂，此剿彼窜，鲜奏肤功。”

　　此时，日寇侵华步步升级。陈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于1937年8月8日发表抗日宣言，呼吁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彭育英审时度势，感到趁此时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确是上策，便于8月27日签发“简秘代电”，派人分送赣粤边界各游击区，表示愿意在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求同存异，化敌为友，欢迎游击队下山共商抗日事宜。他认为，这样“能多保存一份元气，即为国家多保存一份抗战实力。”可是，少数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却借机大造谣言，说什么“共匪要求投诚”，游击队要下山“自新”、“归顺”云云。对此，陈毅无比愤慨，于旧历七月二十九日深夜书函彭育英，义正词严地指出:“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联合真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焉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在这封长达千余字的信中，陈毅也高度评价了彭育英发出的“简秘代电”:“尊电明澈识深，洞悉大体，饶有政治家风度，敝党当有以副雅望。抗日救国之原则既同，余事商讨不难迎刃而解。”

　　彭育英毕竟有着一颗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他当机立断，首先一改“奸党”、“共匪”等诬蔑共产党、游击队的咒语，而以“友党”、“爱国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