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亲历广州火车站旁边一家不起眼的宾馆,以“谢绝新疆人”入住为有档次。这些年,国人生活水平提高,交通、通讯进步,新疆不那么陌生神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在“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后,又增添了天池、喀纳斯、伊犁草原、喀什古城,以及羊肉串、拌面的味道。
我们原本也是内地人。因为王震,我们成了新疆人,他和我们的关系千丝万缕。因为他,我们的父亲到了新疆。父辈眼里,他是号令三军说一不二的统帅,是可亲可敬的老旅长,司令员。
我们的母亲也因为他远嫁塞外。因为他,天山南北收获庄稼的土地上有了喝着天山雪水长大的我们。长大以后,无论我们认为这公平还是不公平,我们已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
荒原变绿洲的漫长过程中,父亲渐渐衰老。母亲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青春。他们对故乡的记忆,渐渐变得模糊和抽象,而新疆的家和业却更为具体,更为牵挂。他们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也渐渐被家乡的亲人淡忘,此生此世再也无法离开新疆。
只有在出了大事的日子,他们才又被记起。上世纪闹饥荒的年月,一车皮一车皮麻包上用墨写着“兵团”的麦子、玉米一路东行,拉往灾区;1962年中苏关系遭遇危机,军装上没有领章帽徽的“兵团”人,在几千公里边境打下水泥桩,拉起铁丝网;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打响,“兵团”人开着第一辆老“解放”打头,把弹药送上喀喇昆仑神仙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公民很难知道发生在这个特殊区域内的事情。这些事儿,大都和“国家”、“民族”关联。
对我们的儿女,王震是历史。因为他开创的伟业,我们儿女的DNA被改变了。一个人,除了生物的DNA外,还有地理的DNA,它就是故乡。我们儿女的地理DNA,已不再是河北沧州、山东惠民、湖南宁乡、河南商丘……新疆的戈壁荒原,绿洲农田,已经是他们生命中无可置换的DNA密码。他们走遍天涯,新疆也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精神的家园。这里的戈壁黄土下,埋葬着他们的祖辈,父辈,和他们有了扯不断的根脉。
说到这里,我想告诉朋友们:这就是王震和我们的关系。
采访札记
1994年仲夏。一个雨后的上午,我敲响了北京东四十三条那处院落的大门,拜访中国诗坛泰斗艾青老。门开处,高瑛前辈一脸笑意:“我家的门永远为新疆的朋友敞开。”院中枣树下,艾青老仰望长天喃喃道:“石河子,小小的城市,我的第二故乡。我思念故乡。王震先我去了,他去了……”这个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将军和落难的诗人都令我动容。
艾青有两句诗常被人引用:活着的人好好活着吧别指望大地会留下什么这两句诗,是诗人游吐鲁番交河故城时吟留。这是诗人伫留那个时空一种心绪的流露。屡屡引发共鸣,想必人们能在其间找到某种精神安慰,或旷义的释怀。准噶尔盆地留下了艾青的人生片断。他给石河子留下了一首诗:《年轻的城》;他给石河子留下了一帧名片:《艾青诗歌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坐落石河子市中心,占地10亩,绿树环绕,芳草铺径,芍药迎春,秋菊送月。这些,皆因将军和诗人的友谊而生,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将军和诗人的友谊,还滋养出一方诗的园地:《绿风》。
出访黎巴嫩,去那个著名的峡谷拜访纪伯伦故居时,突然想到了石河子,想到北京东四十三条那处院落,那株枣树,想到了艾青。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无论部队还是地方,新疆的文化名人讲起王震,几乎都会说:“司令员是我朋友。”组合朋友关系的细节,无不有爱才惜才的人性关怀。只要会唱《新疆好》《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就知道军中诗人马寒冰。马寒冰,王震爱将。新疆军区宣传部长,新疆分局副秘书长。“七·七”抗战爆发,马寒冰历尽周折,从缅甸经香港到广州,辗转千里投奔陕北延安。因为华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