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做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在紧急关头，徐向前坚决果断地命令：“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这极明事理、掷地有声的一道命令，反映了徐向前在大是大非前面、在长征最紧要关头的一个“十字路口”上的明确明智的抉择，是他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张国焘清楚徐向前在四方面军的威望和影响力，他知道徐向前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为了争取徐向前，张国焘在卓儿碉悍然自立“中央”后，立刻去做徐向前的工作。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徐向前坐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一言不发。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如此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话。徐向前明确地表示自己不赞成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做法。他说：“红军与红军还闹什么劲。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了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嘛！”徐向前的仗义执言，使张国焘无言以对。

　　1935年1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取消张国焘第二“中央”的指示，并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陕北的行动。共产国际对中央红军的肯定，实际意味着对张国焘的否定。1936年1月下旬，在拖了一个月后，张国焘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会上，朱德坚定地提出急谋党内团结和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的观点。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央的决议和朱德的提议，陈昌浩也开始转变。在这种形势下，张国焘感到大势已去，只好复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指示”，遂引军北上，第三次穿过草地，在陕北与一方面军会合。

　　大浪淘沙。徐向前与张国焘这对“搭档”在历史的大潮中，在长征这一非同小可的革命征途中开始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最终走向迥异结局：一个后来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帅，另一个投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