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能否明智果决地做出正确的抉择，这是一个难题。开国元帅徐向前在他身经百战、戎马一生而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曾经遭遇过两次重大的十字路口让他抉择。一次是大革命末期危难之际首遇方向信仰大抉择，另一次则是艰险无比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再遇路线队伍大抉择。那么，他是怎样明智果断地做出正确抉择的呢？

    大革命末期首遇方向信仰大抉择

    1925年8月，徐向前和几位老乡离别了黄埔军校，去河南国民二军工作。一踏进国民二军军营，徐向前就感觉异常。表面上这支国民二军打着青天白日旗帜，号称革命军，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北洋军阀部队的习气、作风根本未变。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当时全国形势很乱，让人理不出个头绪来。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劝我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我婉言谢绝了。经天津到上海后，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使我更加坚定了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来到武汉，找到了正在筹建中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武汉军校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一大批共产党员、优秀青年在这里工作或学习。经过在国民二军近一年的风风雨雨， 徐向前从苦闷、忧虑忡忡的生活中，回到革命的大家庭。

    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是徐向前这时日思夜想的中心问题。以前在黄埔时他读过一些共产主义的书报，有点印象，但理解不深，也没认真思考过。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旧军队腐败等现象，使他不得不想。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和帮助。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人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之所至，各抒己见。使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

    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徐向前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谁能救中国，谁是真正的革命党？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要他作出回答，作出决定。此前，他不愿做“跨党分子”，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目睹军阀混战、百姓受难、国民党腐败，他认识到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

    1927年3月，正当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严重形势，徐向前经共产党员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他加入共产党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国共两党可能分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被屠杀。

    前途如何？战事如何？徐向前日思夜虑。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决心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像党章上写的：“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

    5月底的一天，徐向前接到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通知：速去开会。他怀着新奇的心情，走进武汉蛇山西粮道街一个会场，只见周恩来正端坐在主席台上。两年前在黄埔岛和东征路上，徐向前多次见到这位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潇洒的风度，雄辩的口才，给徐向前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然而，今天的周恩来，显得十分严肃。他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讲了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件，讲了湖南长沙发生的马日事件，还讲到武汉当前的形势，夏斗寅叛军的情况。要求同志们要认清大局，坚定信念。

    这一天，是徐向前加入共产党后，参加的第一次党的会议。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这样回忆这段往事：“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政治报告。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他豪迈地说：“我坚信，我们的党和人民，必将一如既往，披荆斩棘，阔步前进，胜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弥留之际，他嘱咐子女：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这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党员、老战士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思想境界。

    长征途中再遇路线队伍大抉择

    1931年，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时候徐向前正担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作为红四方面军中的高层领导成员，张国焘与徐向前“搭档”数年，直至长征中，两人的关系到了命运转折的关节点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既拥护中央北上决策，但又不愿将红四方面军拆为两半……那么，在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徐向前是如何做出艰难而明智的选择呢？

    徐向前很久以来一直想离开红四方面军，因为张国焘一直对他用而不信，在许多问题上根本不征求、不重视、不尊重他的意见，有时还用各种手段贬低他的地位和威信。徐向前总感到压抑。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给徐向前提供了机会。他希望借两军会师，能离开张国焘到中央工作。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师的欢乐是如此短暂，美好的前景转瞬即逝，两大主力红军之间出现了裂隙。

    客观地说，一开始张国焘对于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态度是积极的，会师之前对中央的指示是尊重和服从的，这从他大力支持嘉陵江战役可以看出来，从他不遗余力地督促部队向川西进军甚至不惜放弃川陕苏区可以看出来，从他积极动员和组织衣物、粮食支援中央红军可以看出来。但是，当他了解到中央红军不足２万人之后，他就开始不平静、不安分了。他拥有４倍于中央红军的实力，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主人。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到四方面军慰问。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公开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因事出突然，又事关大局，李富春立即向中央做了汇报。未等中央答复，张国焘又令陈昌浩致电中央：“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与此同时，中共川陕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对于会师后出现的复杂情况，带兵在前线担任开路先锋的徐向前一直被蒙在鼓里。有一天，徐向前与陈昌浩交谈时正式透露：“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一下子怔住了，感到十分突然，急忙问道：“那你呢？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诚恳地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坚决不同意。可徐向前并不为陈昌浩的态度所动摇，拿定主意要走。

    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赤裸裸的野心，中央领导层进行了讨论。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将士一同北上，大多数领导同志同意做适当让步。

    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对中革军委领导成员进行调整，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3天后，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还做出明确的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达芦花前线，驻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

    由于两军会师后产生了一些龃龉，特别是张国焘、陈昌浩已分别向中央提出强硬要求，其中也涉及徐向前的职务问题，所以，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等在与徐向前接触时都十分谨慎。但是，他们对徐向前在创建和壮大红四方面军过程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有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说徐向前是孵化和带大四方面军的“母鸡”。见面时，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表彰他在发展根据地和军事上的杰出贡献。

    不久，期待已久的开拔令终于下达了，军委决定兵分左右两路北上。

    对于北上这一原则，徐向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明显地拉开了与张国焘的距离。8月20日，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言说：“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徐向前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会后，毛泽东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21日，右路军分两路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夺取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包座。徐向前鉴于右路军中三军团还未跟上来，位于战斗位置的只有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而一军团又相当疲惫，遂建议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毛泽东对徐向前时刻顾全大局的精神非常赞赏，批准了他的建议。

    包座之战是两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仗。包座之战，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右路军急迫地催促左路军火速东靠、并肩闯陇。可就在这时，党内又起风波，实际控制左路军的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南下。

    “屯兵于此，无异等胡宗南从容布阵来围歼我们。战机一失，北上的路线就会被堵塞，那就只有再退回草地了。唉，那就麻烦了！”徐向前实在不明白张国焘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毛泽东也很着急。9月1日，他与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给张国焘、朱德，详细、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指出这是红军挺进甘南实现北上抗日的最好时机。

    两天后，张国焘回电，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

    中央把劝说张国焘的希望寄托在徐向前身上。徐向前也抱着一线希望。因为过去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川陕，大部分时候是张国焘、陈昌浩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向前、陈昌浩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做出妥协。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发电给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

    就在电报发出的同时，前敌指挥部收到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打来的电报：“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

    在这关键时刻，陈昌浩首先改变了态度，同意部队南下，倒向了张国焘一边。

    徐向前心里十分矛盾。合兵北进是他的基本思想，南下固然是他不愿意的，但他更不情愿的是分兵，他不想看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也不愿看到自己生死与共的四方面军分裂成两半。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也表示同意南下。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的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在院中见了徐向前。他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直言相告：“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指挥。”

    听了他的回答，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默默地点了点头，站了一会，就走了，并且连夜率三军团不告而别，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是完全拥护的，陈昌浩也是同意的。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红一方面军只有2万人马。张国焘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等论调，想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两军会师的欢乐所激动，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陈昌浩又紧随其后。可让他带一部分人马离开张国焘，使他辛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裂，也是徐向前所不忍看到的。加上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都使身负重任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追随中央红军。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做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在紧急关头，徐向前坚决果断地命令：“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这极明事理、掷地有声的一道命令，反映了徐向前在大是大非前面、在长征最紧要关头的一个“十字路口”上的明确明智的抉择，是他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张国焘清楚徐向前在四方面军的威望和影响力，他知道徐向前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为了争取徐向前，张国焘在卓儿碉悍然自立“中央”后，立刻去做徐向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