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时候徐向前正担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作为红四方面军中的高层领导成员，张国焘与徐向前“搭档”数年，直至长征中，两人的关系到了命运转折的关节点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既要拥护中央北上决策，但又不愿将红四方面军拆为两半……那么，在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徐向前是如何做出艰难而明智的选择的呢？

　　徐向前很久以来一直想离开红四方面军，因为张国焘一直对他用而不信，在许多问题上根本不征求、不重视、不尊重他的意见，有时还用各种手法贬低他的地位和威信。徐向前总感到压抑。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给徐向前提供了机会。他希望借两军会师，能离开张国焘到中央工作。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师的欢乐是如此短暂，美好的前景转瞬即逝，两大主力红军之间出现了裂隙。

　　客观地说，一开始张国焘对于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态度是积极的，会师之前对中央的指示是尊重和服从的，这从他大力支持嘉陵江战役可以看出来，从他不遗余力地督促部队向川西进军甚至不惜放弃川陕苏区可以看出来，从他积极动员和组织衣物、粮食支援中央红军可以看出来。但是，当他了解到中央红军不足２万人之后，他就开始不安分、不平静了。他拥有４倍于中央红军的实力，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主人。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到四方面军慰问。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公开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因事出突然，又事关大局，李富春立即向中央做了汇报。未等中央答复，张国焘又令陈昌浩致电中央：“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与此同时，中共川陕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对于会师后出现的复杂情况，带兵在前线担任开路先锋的徐向前一直被蒙在鼓里。有一天，徐向前与陈昌浩交谈时正式透露：“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一下子怔住了，感到十分突然，急忙问道：“那你呢？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诚恳地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坚决不同意。可徐向前并不为陈昌浩的态度所动摇，拿定主意要走。

　　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赤裸裸的野心，中央领导层进行了讨论。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将士一同北上，大多数领导同志同意做适当让步。

　　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对中革军委领导成员进行调整，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3天后，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还做出明确的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达芦花前线，驻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

　　由于两军会师后产生了一些龃龉，特别是张国焘、陈昌浩已分别向中央提出强硬要求，其中也涉及徐向前的职务问题，所以，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等在与徐向前接触时都十分谨慎。但是，他们对徐向前在创建和壮大红四方面军过程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有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说徐向前是孵化和带大四方面军的“母鸡”。见面时，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表彰他在发展根据地和军事上的杰出贡献。

　　不久，期待已久的开拔令终于下达了，军委决定兵分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