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约3万,况且粟裕的直接对手,这12万国民党军的指挥官李默庵并非庸才,在黄埔同期同学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之说。粟裕直言完全是出于公心,出于对党的事业强烈的责任心,这不是每个战区指挥员都能够做到的。粟裕在解放战争期间几次提出重要的战略性建议,“善谏”是能力,“敢谏”则是品质。有人认为粟裕在解放战争中之所以“敢”于犯险建言,是因为他长期在南方和华东,远离中央而没有看到党内几次运动中一些错误做法。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文革”期间,粟裕受命深入海防进行调研,发现当时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国防工程方面存在某些严重问题,于是秉笔直书。当他于1970年如实完成调查报告时,有人提醒他说国防工程部署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但粟裕还是据实上报了。这个时候,“文革”正在进行,粟裕本人也经历了激荡起伏和人生冷暖,但他还是像解放战争时期一样“敢”于直谏,唯一的目的是对军队和国家负责,公心不改。
为照顾战略全局,粟裕还能够牺牲本战区的局部利益,这集中表现在“七月分兵”上。孟良崮战役前,华东战区虽机动月余,却屡寻歼敌机会不得,形势十分严峻。对此,中央军委的态度在5月8日有个“分水岭”。之前,中央军委一再指出:“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5月4日)、“不要分兵”(5月6日)。但8日的指示则起了变化,中央军委要求粟裕以6月10日为界,之前若不能创造战机歼敌,之后就配合刘邓大举出击。中央军委意图明显,即以外线出击缓解内线压力。孟良崮大捷后,中央军委的态度如两江汇一,肯定了继续内线歼敌的可能性,并要求山东战区用半年多时间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孟良崮战役虽然暂时缓解了国民党军的攻势,但其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略并未改变。中央军委认为山东内线歼敌良机难寻,于6月29日再次致电华野,再次提出分兵指示,并陈述理由如下:“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可见,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是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军委6月29日电只提山东军情,没有论及刘邓。这是因为在中央军委的总体部署中,刘邓出击外线是为了解救山东危局,华野出击外线是自救,而不是为了支援刘邓。其实,仅就山东战区而言,内线歼敌的机会不是没有,只是时机未到,正如粟裕所说:“山东还有五十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尽管如此,粟裕还是在6月30日即复电中央军委表示迅速执行。粟裕没有说出来,但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华野为战略全局做出了局部牺牲。对此,华野部分将士是有意见的,粟裕还向他们做了解释:“刘邓大军在六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否则)对全局是不利的。”从未在外线作战的华野外线兵团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粟裕考虑更多的却是战略全局和兄弟部队的困难。1947年8月18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为此,他建议华野外线兵团的作战区域不应限制在鲁西南,而要越过陇海线,南下至豫皖苏一带寻机歼敌。这一建议正中毛泽东下怀,他于24日复电指出粟裕此意见“极为正确”,这一用语在毛泽东的电文中是极少见的。
“建言”:立足全局,远见卓识
早在红军反“围剿”时期,粟裕就认识到:“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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