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接着说，“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还正常运转”。穆加贝大笑。把身体各个器官比作机器零件，据说是红军时期开始使用的话语，透视出红军将士置生死于不顾的一种洒脱。作战受了伤，如果大难不死，就互相开玩笑地问：“你丢了哪个零件？”后来看了电视连续剧《亮剑》，其中主要人物受伤之后的对话也用这个比方，大概印证了这个典故的出处。邓的轻松调侃也使人感到他心态的年轻和对生活的洒脱态度。

　　邓和穆加贝亲切寒暄后，就把话题转到正题。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情况开始一直讲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现在回想起来，邓的这个谈话包含了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对今天了解邓的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乃至判断今后中国的政治走向都有特殊的意义。对于准确地了解中津关系以及整个中非关系也有帮助。

　　谈话一开始，邓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邓讲话有一种气势，喜欢用排比句，三个“搞了”就体现出老人讲话的这种气势。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邓对中国的土改一直是积极评价的。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说过：“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

　　邓赞扬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产物，但主持制定这一计划的是比较务实的周恩来和陈云这样的领导人。50年代初，中国的落后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倒是毛泽东曾做过一个准确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一五”计划无疑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所有五年计划中完成最好的一个，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苏联提供了相当的援助，包括帮助兴建156个大型项目。可以说中国是从“一五”才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更复杂一些。我后来查了一些材料，刚分到土地不久的农民就被要求加入合作社，至1956年底，参加高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公私合营也汹涌澎湃地进行。我曾和一位1949年前当过老板的上海邻居聊过，他坦率地说：“那个时候，白天在外面敲锣打鼓，晚上回到家抱头痛哭”。但是与斯大林在苏联推行的全部没收私有财产相比，与后来毛泽东推行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相比，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显得相当温和。当时政府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政策，资本家可以拿自己资产5%的红利，从1956年开始定息，七年不变。我这位邻居，到了60年代还天天喝咖啡，家中还有一辆摩托车，他念高中的孩子天天骑，我们好是羡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辆摩托车给红卫兵砸了。

　　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邓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后来我注意到邓在谈1949年以后的发展经验教训时，总是把好坏的这条分界线划在1957年。在邓看来，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对比较顺利。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问题。这段历史，邓本人是最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曾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作了一个颇有新意的修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