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另外一个场合替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做翻译，听她谈过这段经历。她说：毛主席经常是这样的：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些人刚把国民经济恢复起来，毛主席就在他们背上击一猛掌：你们又右倾了。讲这段话时，王光美还抬起右手臂向下一甩，做了一个“击一猛掌”的手势。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邓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邓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还用右手食指在空中点一下，以示强调。我后来注意到这是邓的一个习惯性手势，要强调一个论点的时候，他总是用食指这样重重地点一下。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掷地有声地说：“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用的也是这个手势。

　　说完这段话，邓停了一下，看着我，等我翻译。他也可能在思考着下面的谈话。那一瞬间，我感觉邓的眼光里有一种愠怒，这种愠怒的目光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政治老人对左倾的深恶痛绝。我理解邓的这番话背后，是中国已经丧失了多少发展的机遇呀，是包括邓自己家庭在内千千万万人民所蒙受过的多少灾难呀！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邓把“整整十年”四个字拖得很长，给人一种痛心之感。邓后来又多次说过历史给中国的机会不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极左，中国被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邓心疼。邓接着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据统计，仅从1967年到1971年，北京秦城监狱直接关押的高级领导人就在500人以上。因国家主席刘少奇案件株连而定为反革命判刑的就有2万8千人。全国范围内因文革而受到直接迫害的在百万以上，间接迫害的千万以上。“文革”对邓小平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邓这时缓和了一下语气，对穆加贝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五)

　　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 穆加贝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邓小平继续吸烟。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81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1987年我再次为他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同时也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老人反复琢磨过的东西。就在会见穆加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点，邓小平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先生。邓当时对尼雷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的原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