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维为，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兼任教授。八十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

　　邓小平印象记 ――回忆邓小平1985年与穆加贝的一次谈话

　　(一)

　　我是一九八三年八月末的一天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的。当时翻译室主任叫过家鼎，五十开外，个子不高，面容清瘦，大家都管他叫“老过”。他是一个视翻译质量为生命的人，也是外交部里一个难得的性情中人。他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看过女排比赛吗？”当时中国女排在国际大赛中连连获胜，举国上下为之欢腾。“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带着一种挑战的眼神，老过对我说了这番话。“我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老过说，“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我对官衔不甚敏感，但听了这番介绍，还是振作了一下。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还有邓”。话似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我感到了这是老过的压轴词。沉默了片刻，他提高了声音：“要下苦功，努力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拓宽知识面，好好干”。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我进翻译室工作两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20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二)

　　1985年8月28日，天气炎热。我随礼宾司副司长吴明廉等外交部工作人员于上午9点10分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福建厅是一个历史沉淀颇深的地方。1971年9月12日，周恩来总理曾在这里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指挥处理林彪叛逃这一突发事件。整个80年代，邓小平会见外宾几乎都在这个大厅里进行。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也是在这里会见了国民党主席连战一行，实现了历史性的国共和解。这天，福建厅正面墙上挂着《武夷之春》日光岩巨画，一派浓浓的八闽风情，宾主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放着绽开的郁金香，像是画龙点睛，使得偌大的会议厅获得了一种灵气。

　　邓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邓小平刚度过了八十一岁生日之后不久。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了福建厅。邓刚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不久，避暑期间他天天下海游泳，所以脸晒得黝黑。邓走路平稳，身板笔直，看上去像六十开外，而不是八十一岁高寿。他小小的个子，却一下子吸引了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

　　邓先与吴学谦外长握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觉得邓的手很软。我和邓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邓停驻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邓微笑点头。

　　霞飞路是上海淮海路在法租界时的路名，也是整个法租界乃至整个上海最有名的商业街。我小时候家里住的地方离淮海路不远，经常听到街坊的老人提及霞飞路。邓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曾在上海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可谓出生入死。当时中共领导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而作为秘书长，他则要把所有中央机关领导人的地址和电话都记在脑子里。据他本人后来回忆，他一生中两次最大的历险都在上海。一次是“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巡捕得知周恩来、邓小平在一起的住处，要来搜查， “在家里的同志得到情报赶紧搬家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