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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初掌中央办公厅 |
2007-10-31 13:10:42 |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作者:李 欣、王 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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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个人独断专行,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三,规划了归档制度,而且相当具体。文件(电报)按时归档才能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本来,1931年周恩来、瞿秋白拟就审定的《文书处置办法》,就规定了文件必须分类和存档。有了《文书处置办法》,才有了中共“地下文库”的奇迹。
但是,由于地下环境和战时状态,文件、电报存档问题常常被忽视了。这一方面有正常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人为的不当做法。比如,有时把保密强调到过分的程度,说文件和电报过目就应烧掉。这在地下斗争中是必要的,在战时就应分别情况而言了。除了情报工作方针和派遣情况外,一些战斗、战役部署的政策性行动性指令,只在短时间有保密价值,一旦那些指令在行动中体现出来,文件、电报(也是文件)就没有多少保密价值了,但仍不失其保存价值。
当时还有人说及时销毁文、电是为了保护密码。事实上世界最通常的保密电文都是实行一文一密的,而且底码也是短期更换的,电报原稿对推断密码没有多大作用。延安时期,康生曾冒充内行,提出机要译电员在同一张桌上翻译电报应隔一挡板,以免互相看到。在康生乱加干涉下,战时许多重要电报原稿(包括毛泽东等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手稿)被烧掉了,使我们党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重要档案。而新确立的归档制度和要求,就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
特别是由中央办公厅制定的《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和《机要工作暂行条例》里都明确规定:多余而不必要保存的事务性文件电报,必须登记造册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实行双人“监烧”,没有登记目录和相应领导审批,“不得滥烧文件”。这对文件档案的保存和档案事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对中共党政军公文制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以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地下斗争时期,或在战争环境中,党政军各级领导向上行文,不管是报告还是请示,不管作战、土改还是经济工作,都不分性质、类别,一股脑儿写在一个文件(电报)里,使收文一方很难分门别类分别批示有关人及有关单位处理,增大了办文难度,影响了办文效率。
在战争时期,要求一文一事比较困难,而到了1948年,大片根据地已连在一起,中央所在地相对安稳,文件、电报又多起来。特别是这一时期的长文占很大分量,实行一文一事已成迫切需要。
恰在此时,华东局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杨尚昆遂据之主持拟了一份文件,经周恩来核批后,于1948年8月11日以中央办公厅通知的形式发出,创立了全国党政军系统实行按内容类别分别行文的制度。
准确地说,此时的规定还只是作出了一文一类性质的规定,但却由此开了中共历史上一文一事的先河,为后来新中国行文制度的发展迈出了第一步。而这些,在当时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并没有引起分外的关注。这其中的深远意义,是在这一制度施行了许多年并在纷繁事务处理的过程中充分显示出其优越性之后,人们才意识到。
杨尚昆说自己成了周恩来的助手,每次“大办公”他都参加/作战的事紧张起来后,“小办公”也停止了/杨尚昆婉言谢绝了傅作义送给他香烟的提议
西柏坡时期的杨尚昆,一身肩负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机关警卫司令数职,像个中央和军委机关的总管,管的事情非常多。但领导中央办公厅将中共核心层有关各战场作战和地方工作的指令下达和敦促落实,是他的主要工作。
杨尚昆在回顾那一段时间的工作时说:“我的工作,平时主要是听汇报,看电报,批阅有关的文件,以及办理中央领导交办的一切公务。作为恩来同志的助手,他对我的工作指导得非常具体。他曾交代我处理问题的几项原则: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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