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风靡二十多年前的大陆。但是在这本书里，柏杨很少涉及大陆，大都写的是海外华人和台湾同胞。我觉得，从时间上来说，二十多年后，很多中国人道德水准更差，显得更丑陋。从空间来说，大陆人比起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更丑陋，当然只是一部分。

    国庆期间，最喜欢高呼高喊高调爱国的中国人，在蜂拥涌向旅游点，在各种公共场所的表现，哪怕是一部分人，更显丑陋。

    还是谈谈我的一次经历吧。不久前的一天，我在北京二环里一个小会所里喝茶等人，期间上网无聊。
 
    周边十来个人，各做各的事，还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在我身边经过。

    这时，我想起应该打电话联系要见的朋友，却发现手机不见了，桌子上没有，地上没有，衣兜里没有，包里没有，究竟哪去了？

    我仔细回忆一个多小时来的所有行动路线，期间去过一次洗手间，到过一次前台，我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手机扔在那里。当然，期间我换过一次座位，在原先的座位上还看见手机了，是看看时间，应该是带到下个座位了，不过为避免遗忘或者记忆混了，我重新回到原先座位上寻找，还是一无所获。

    我有些紧张，一旦手机丢失，最大的损失不是手机本身值多少钱。这个破手机是酷派的，质量差不说，北京售后服务人员还极其恶劣，高价收费，我下定决心永不再买这个牌子。

    丢失手机会造成和许多人联系中断，亲戚、朋友、同学、领导、企业家、收藏家、江湖术士，许多都十分重要。不重要的或自己厌烦的，早都删去。

    我问打扫卫生的人员是否捡到手机，他说没有，说捡到也会上交的，这我相信。我又问前台，也说没看到。

    我借个手机打我的号码，结果关机！刚才还开着呢，这意味着手机被人偷走，对方关机了。

    这是我第二次丢手机，上一次在2003年，一个新买不到一个月的手机被人偷走。后来警方发现，是那个来自文化圣地、尖嘴猴腮、枯瘦高个的时迁老乡干的，和偷故宫的都是一样。当然不能用地域来说那里的人不好，毕竟那更多的人很淳朴实在，都像莫言似的。

    时隔九年，悲剧再次重演，翻寻寻找不见，我渐渐有些失望，进而绝望了。

    不过转念一想，丢了也就丢了，反正酷派破手机我早都不想要了。真正常联系的人，我能记住电话号码，其他还有网络联系。许多号码甚至半年不打上一次，许多人联系不上我，也会通过网上找到我。总之，我安慰自己，丢了手机我能清净一段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能收获许多。

    约定见人的时间要到了，我想走了，等改天再来问问。但是也不能白白的丢掉，我就不信上天入地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为了要见人，把闹钟定时了，距离这个时间还有二十分钟，到这个时刻闹钟响起，我就有了找到的机会。

    这简短的等待时刻，我仔细观察周边这些人，看哪些人可疑。

    一个老年女性，看报纸，完全可以排除，哪有老太太当小偷的，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直觉。

    旁边几个三三两两，也不好说哪个像，冒昧地猜猜哪个人像小偷是警察的职责，我不好做出这个判断。

    一个男子，穿着体面，和一个妙龄女郎聊国际形势，什么卧铺客车死亡36人不幸了，什么日本人没有道德不是人了，什么中国政府软弱了。突然，我的电话闹钟响了，这是我熟悉的声音，我本能望去，也不好说具体在哪。第二声响起，就在那个男的身上响起的，我快步冲上去，翻他的兜，他似乎气急败坏，貌似理直气壮：“干什么？！”兜里没有，手机继续响，在他桌子上的电脑后面，我迅速拿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