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有红色娘子军享誉全国,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主要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海南也有慰安妇,极其屈辱痛苦遭受侵掠者的摧残和折磨,直到抗战结束50多年后,日本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才如梦方醒,想起有这么一批受害者,并高呼不忘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基于此,我们应该反思,应该反省自己的行动太迟了。
海南省是发现“慰安妇”幸存者最多的区域,全国28名幸存者中在海南最多时发现有15位。到2013年年底,还有10名幸存“慰安妇”,分布在乡村山寨,有汉族黎族苗族等。
12月初,笔者作为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志愿者,从遥远的东北赶赴海南,调查看望“慰安妇”幸存者。另一名志愿者李南也同期前往。
在保亭志愿者陈厚志带领下,我们在两天时间里,翻山越岭看望了几位老人,甚至直到黑夜。
陈厚志是保亭加茂农场的职工。上世纪8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厚志结识了保亭慰安妇。2001年,在中日律师的帮助下,八名曾遭日本军人凌辱的“慰安妇”受害者一道,将日本政府告上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要求判令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位原告2300万日元。陈厚志就是诉讼工作的协调者和老人们的翻译。
1939年日军开始入侵海南,作为进攻东南亚的重要基地,日军在此大量驻军,并于第二年陆续占领海南的大部分县城和乡镇,并在交通要道、重要村庄建立起军事营地和军事据点,到1941年共有据点360余处,日军围绕这些据点实施蚕食、扫荡。在这些星罗棋布的营地、据点中,大多配备“慰安妇”。日军设立的慰安所遍布全岛,先后逼迫当地汉族、黎族、苗族等各族妇女,以及大陆、台湾地区抓过去的同胞充当“慰安妇”,人数在万人以上,于此同时,日本、朝鲜等国的妇女也被征用到海南。
走近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对剖析二战时期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和其对亚洲妇女的残酷迫害有举足轻重的作用。9月初,早报记者踏入海南的偏僻山村,寻访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打开那段尘封的历史。
我是从沈阳直接飞赴海南的,穿的是东北大棉袄二棉裤,显得和海南热带气候很不适合,我接过来阿婆家送上新打下的椰子一饮而尽,显得特别豪爽。
在万宁市看望“慰安妇”幸存者陈林村老人时,发现林阿婆身体不适,于是送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亭分院,经过详细检查,直到确定老人身体无大碍。
受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会长钟惠明的委托,开展援助活动,给每人捐助3000元。十分不幸的是,10月17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林亚金因病离世,但老人的家里很困难,需要帮助,也送上3000元慰问金。
自2007年以来,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已经连续7年前往海南开展援助二战“慰安妇”幸存者活动,先后援助我省15名“慰安妇”幸存者,给予每人每年2000元至3000元的资助。
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由香港爱国企业家、祖籍浙江的钟惠明先生2006年发起创办。钟先生一直热心祖国的公益事业,到目前为止,已经为内地的公益事业累计捐款达数千万元。
见到邓玉民老人时,她的一声呼唤让我十分动情。
在五指山下 万泉河边 有个习俗 苗族老阿婆看到年轻男子 会习惯性叫声儿子 我也受到如此礼遇 原来 ——妈妈就在这里 我一时语塞 泪眼婆娑
在有媒体采访中,反复追问老人,要求重复过去的痛苦往事。老人们尽管不情愿,但是有时也讲述起来,子女在旁边有些难为情,也难免痛苦,老人有时甚至哭起来。基于此,我此行绝不再次揭开她们内心的伤疤。钟惠明也告诉我们,不要再让老人伤心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问了。
“这些老人的事情,媒体报道过。”与记者一同探访的陈厚志,刚开始言语很少,几乎是问一句答一句。他希望记者在随后的探访中,不要过多地去触及老人们内心深处的过往。
对于漫长的诉讼,林亚金老人仍心存希望。她说,以前凌辱过她的日本人,是坏人,她痛恨他们;而之前来看望她的有良知的日本友人,他们是好人,她不恨他们。
米田麻衣,一个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海南求学的女孩,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后,她不得不离开这个让她难以忘怀的地方。她加入了一个名为“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支持协会”的组织,这也成了她与海南情感寄托的开始。组织的主要活动是支持海南慰安妇索取战争赔偿。
麻衣说,那是2008年,她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这些战争中的受害者,“她们是那么瘦小,又是那么坚强,”看到阿婆们的身影,麻衣不禁为这些素不相识的老人流下了眼泪。麻衣曾说,当他们眼神和双手接触的那一刹那,她相信人们彼此是能够理解的。
此后的几年里,麻衣和组织中的其它年轻人又先后多次来到海南,看望岛内各地的阿婆们。虽然麻衣和她的同伴们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但这并没有在双方之间造成隔阂。麻衣曾有过担心,有过怖畏,怕因为阿婆们对日本人的恨而拒绝她们。但就像麻衣自己所说的一样,对于真实而火热的温情,没有人会去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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