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安邦，首在得人；理政兴邦，贵在得法。纵观古今中外，凡成大事者，必以卓越的领导智慧为根基。高明领导者如烹小鲜，既能以恢弘之眼观大势、谋全局，又能以绣花之功聚人心、解难题——其治世之道，藏于“审时度势”的决策智慧中，显于“用人如器”的格局胸襟里，立于“宽严相济”的管理艺术间，更融于“修身正己”的德行修为内。今日重探为政之道，正是为了在时代变局中寻觅那一份“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恒久智慧。

    一、圣明的领导者应遵循天道行事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天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不同学派和语境下其含义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可理解为宇宙运行的根本法则、自然与人事的终极规律，同时也是人类政治、伦理的最高依据。荀子说：“天行有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句话意思是强调天道客观，圣君应该顺应规律，施行仁政。《尚书》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句话意思是天道只眷顾有德之人，统治者需以德行契合天道。儒家将“天道”与“天命”结合，认为天道是人伦道德的终极依据，圣王需“以德配天”。现在给我们领导者的启示，就是要有德行，不逆天，天也指人心，指的是民心向背。孔子说的“为政以德”，就是要我们领导者爱戴每一个普通人。领导者应以仁德为根基，将民心视为“天命”所系。现代治理中，“不逆天”即尊重客观规律（如生态保护、经济规律），更需以民心为执政准绳——政策贴近民生疾苦，决策透明包容民意，官员清廉自律、以身作则，方能凝聚信任。若背离民心，如同逆天而行，终致失道寡助。唯有以德润心、以诚聚民，方得长久稳固之治。

    二、圣明的领导者应该亲贤远佞

    圣明的领导者应该重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春秋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君臣同心推行“尊王攘夷”，成就九合诸侯之伟业，印证了《论语》“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治国智慧。历史上杀害忠臣良将的昏君没得到好下场，君主猜忌贤臣必致国运倾覆。隋炀帝诛杀开国重臣高颎，便是一例明证。《隋书》载高颎因谏阻征伐辽东遭炀帝构陷，落得“诛九族”的惨烈结局，最后隋朝很快覆灭。北齐后主高纬更以谋逆罪名族诛兰陵王高长恭，毒杀斛律光，自毁长城，导致国家灭亡。南唐后主李煜冤杀忠勇武将林仁肇，自毁长江防线，终使宋军长驱直入，恰应了《孟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治政铁律。三桩悲剧共同昭示：当权者若效仿齐后主“疑云蔽日”，践行隋炀帝“顺我者昌”的暴戾，必重蹈“泣血升平梦，黄土埋忠骨”的历史覆辙。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警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道尽用人之道的历史辩证法。北宋欧阳修更在《伶官传序》中剖析“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揭示亲近奸佞者往往始于小利而丧于大节。唯有如唐太宗纳魏征“守成难”之谏、以房杜为相开创贞观盛世，方能使圣名永续，德泽苍生。

    明君圣主需要审查臣子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大臣的品德与地位不相称，二是大臣的功劳与俸禄不相称，三是大臣的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国家治乱的根源。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对于德义没有显著于朝廷的人，不可授予尊高的爵位；对于功业没有表现于全国的人，不可给予优厚的俸禄；对于主事没有取信于人民的人，就不能让他做大官。所以德行深厚而授爵低微，叫作“有过”;德行浅薄而授爵尊高，叫作“有失”。；君主要谨慎对待的问题有四个：一是对于提倡速德而不真正做到仁的人，不可以授予国家大权；二是对于见到贤能而不让的人，不可以授予尊高爵位；三是对于掌握刑罚而躲避亲贵的人，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四是对于那种不重视农业，不注重地利，而轻易课取赋税的人，不可以让他做都邑的官。这四条巩固国家的原则是国家安危的根本。应该说，卿相得不到众人拥护，是国家的危险；大臣不协力同心，是国家的危险；军中统帅不足以令人畏惧，是国家的危险；。因此，只有提倡道德而能真正做到仁，才可以胜任国事而众人拥护；只有见到贤能就进行推让，才能使大臣们协力同心；只有掌握刑罚不避亲贵，才能够威震邻敌。

    三、圣明的领导者应该怀德天下

    圣名的领导者当以“怀德天下”为治国圭臬，方能铸就万世基业。唐太宗李世民深谙“民惟邦本”之道，采纳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谏，推行轻徭薄赋政策，造就贞观之治的盛世图景。正如《孟子》所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北宋范仲淹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在庆历新政中推行社仓法、均公田，将儒家伦理转化为惠民实践，印证了《尚书》“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治政真谛。三千年文明史反复昭示：当领导者如大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般心怀苍生，如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般恪守道义，方能实现《礼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让德政之光穿透时空，照亮人类文明进程。

    古代的圣王，所以能取得盛名广誉，丰功伟业，显赫于天下，为后世所不忘，不是得到人们拥护的，从来没有听说过。暴君之所以丧失国家，危及社稷，宗庙颠覆，湮没无闻，不是由于失掉人们拥护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得人的方法，莫如给人以利益；而给人以利益的方法，莫如用实际政绩来证明。所以，善于为政的，总是田地开垦而城邑殷实，朝廷安闲而官府清治，公法通行而邪道废止，仓库充实而监狱空虚，贤人得用而奸臣罢退。上层人士，总是崇尚公正而鄙视阿谀之风；士民，总是重视勇武而鄙视财利；平民，总是爱农而厌恶大吃大喝，从而财用充足而日常生活富裕。所以，君主要宽厚而有所减免，人民要从而无所怨恨，上下协调而有礼仪，这才会社会安定而办事有威信，战争胜利而防务巩固。不善于为政的，总是田荒芜而城邑空虚，朝廷惊扰而官府混乱，公废弃而邪道风行，仓库空虚而监狱人满，贤罢退而奸臣得用。上层人士，总是阿谈成风鄙视公正；士民，总是重视财利而轻视勇武。君主非常残暴苛刻而无减免，人民特别固执凶顽而不肯服从，上下互相争利而不协调，所以生活不安定而办事无威信，战争不胜而防守不固，于是小则兵败而地削，大则身死而国灭。为政必须重视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领导干部贪污受贿，任人唯亲，权钱交易，阿谀奉承，冒充为民造福的好干部而实际上欺上瞒下、祸害民众等，效仿古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陋习，重蹈《论语》“政者正也”的失范覆辙。贪腐者不仅自毁政治生命，更让子孙背负“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伦理诅咒。唯有如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般坚守初心，各级领导干部都怀德天下，方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四、圣明的领导者应该赏罚分明

    明君治国，赏罚分明乃立国之本。韩非子说“赏如日月，罚如雷霆”，诸葛亮也提出过“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的治军之道。这说明领导者必须用好赏罚的治国策略。商鞅变法时立“徙木立信”之典，赏金五十以树公信，又颁《垦草令》严惩惰农，使秦国由弱转强。汉宣帝刘询整饬吏治，对贪污者“皆案验收系”，对循吏则“赐爵关内侯”，史载其“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开创“孝宣中兴”。唐太宗处死违法驸马长孙顺德时，既下诏夺爵，又赐绢帛警示众人，使得勋贵不敢犯法，士人争相立功。孔子云“政者，正也”，明君当以赏罚为规矩方圆。管仲曾言“赏罚明则将威行”，宋神宗读《资治通鉴》批注“赏罚二柄，不可偏废”，皆揭示赏罚制度对政权存续的关键作用。赏如甘霖催善，罚似雷霆惩恶，二者相济方能令行禁止，此乃明君安邦定国之要术。

    为政者应确立赏罚制度，奖善惩恶，鼓励百姓立功，并杜绝罪恶。使部属都确知赏罚的标准，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有分寸，不至於犯法。但赏罚要公平，不可以厚此薄彼，徇私偏袒，无功之人，不受禄；无过之人，也不应受罚，若任意奖赏或惩罚，将使部属不服。春秋战国时，中山国国王只因一杯羊肉羹而亡国；楚平王因听信谗言而迫害贤良，祸及子孙，都是赏罚不当的例子，值得后人警诫。将领把持了属下的生杀大权，若是误杀好人，纵容恶人，喜怒无常，赏罚不明；常假公济私，政令朝令夕改，使部属不知所从。凡是犯有以上的过失的将领，都是国家的祸害。若赏罚不明，其所下的命令，无人愿意遵守；若纵容恶人，各种败坏道德的事都会出现；若枉杀无辜，众人必怀恨在心；若喜怒无常，那就很难树立威严；若赏罚不公，百姓便不会争相报国立功；若正教实施不当，法令自然也无法施用；若假公济私，人人必有贰心。所以说众恶不止，国祚必不能长久，士卒离心离德，再庞大的军队，终必溃败；将领毫无威严，军队就会软弱；属下无心作战，将领就无从激励士气；法令不彰，事物就没有条理；人人有贰心，国家就将面临崩解的命运了。因此要杜绝罪恶，须先使政治清明；要阻绝奢侈，须崇尚节俭，令忠直之士，审理讼狱，令清廉之士，执行赏法，赏罚严明了，则人人致力效忠。路旁还有饥民，官吏的马就中却有肥马，这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太不懂得体恤百姓了。人君必先订立赏罚条例，而后才实施刑赏，令百姓既敬且畏，不须命令，即能服从。赏罚不公，则忠臣尽死于冤屈，而奸臣皆因不实的战功，而受重用。赏罚应不受恩怨情仇的影响，齐桓公就因不计前嫌而重用管仲，得以成就霸业；周公大义灭亲，而能树立威信，所以书经上说：“无所偏私，无所袒护，则王道可以施行无阻了。”

    五、圣明的领导者应该教化国民

    圣明之治，教化为基。古之贤君深谙此道，以德化民，以礼育人，方成盛世。齐桓公得管仲辅佐，行“仓廪实而知礼节”之策，以诗书礼乐教化百姓，终成“九合诸侯”之业。汉武尊儒术，立太学，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使教化如春雨润物。唐太宗广设庠序，倡“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科举取士令寒门得教，遂成贞观之治。孟子明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道尽教化胜于苛政之理。圣君之治不在威权镇压，而在以文化成，使民知廉耻、守纲常、明大义，此乃社稷永固之根本。

    现在正所谓人心不古，人们追名逐利，很多人不修养道德，不孝父母，不友爱，富庶之家无济贫之心，好勇斗狠，为了荣华富贵不择手段，官员贪污害民，假冒仁义道德却是背后横行不法，兄弟为房产大打出手，夫妻为利益成为仇人，甚至父子都互相仇恶，大都为了利益。这都是不接受品德教育的结果，我们要从根基上学习优秀的道德教育方面的文化，我们从小父母教育学习好，学校也让好好学习，很多都缺失了道德教育，养成了自私自利的陋习，智商高而品德差就会危害社会。所以一定从小让孩子接受道德教育，立下造福社会的愿望，为国家富强和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圣明的领导者需要从多方面来领导下属，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来制定策略，从古今中外的史实中，寻找应对各种问题的制胜方法，古为今用，古代圣贤的大道大法用于现在，方能成就惊天伟业。

    作者简介：孙悦恒，96年出生，秦皇岛市机关工作，爱好文学和国学，偶有诗词和文章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