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讲个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故事。据说有次他在课桌上放了一块石头,提出用“索尔”来命名它,要求学生在讨论时避免使用“石头”这个词。起初大家感到别扭,但随着时间推移,“索尔”逐渐被赋予新的意义——有人认为它像古老的仪式道具,有人觉得它象征力量,还有人联想到神秘的历史。当维特根斯坦问起“索尔”与“石头”的区别时,学生们表示“它好像变得更复杂、更有意义了”。维特根斯坦回应道:“这正是语言的力量。”
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不仅描述事物,还定义它的存在,赋予我们想象的意义。通过命名,我们不仅传递信息,还塑造意义。语言控制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一旦语言改变,思想也会随之改变。” 这深刻揭示了语言在人类认知世界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语言绝非简单的符号系统,而是构建我们思维和理解的基石。正如胡塞尔所倡导的“回到事物本身”,强调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直面事物的本质,这与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作用的思考相互呼应,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我注意到维特根斯坦在论述语言特征时,特别提到游戏是最具代表性的种类之一。他认为游戏在全世界具有共性,但又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展现出各自的特点:“游戏的共同特点并非被所有游戏共有,而是在一个复杂的法则网络中相互交织,一个游戏与另一个游戏有共同之处。” 我认为,旅游正是这样一种游戏,它跨越地域、文化差异,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同时又各具特色,蕴含着多种多样的意义和体验。
我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就读于“徽州师专”(后改名为“黄山学院”),多年来又反复到访黄山,深刻体会到“符号”切换对于旅游的核心意义。

笔者在徽州师专就读时学生证上的照片
一部黄山命名史,就是中国旅游观念的具象化,黄山是一座被反复定义的意义之山:
“黄山”更名开启了文化命名阶段。黄山原名黟山,因传说轩辕黄帝在此炼丹得道,唐玄宗于747年将其更名为“黄山”。
“五岳归来不看山”开启了诗性命名阶段。明代以前,离黄山不远的齐云山因道教宫观集中,名气反而更大。徐霞客在1616年和1618年两次冒险登黄山,尤其第二次登顶天都峰后写下“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这实际上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引爆点”。
“黄山牌”开启了产业命名阶段。1979年,邓小平从旅游业发展的角度提出“打黄山牌”。这一战略决策,将黄山从单纯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符号,转变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黄山市”开启了行政命名阶段。黄山成为城市的名片后,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旅游服务水平逐步提升,以自然风光为核心的旅游发展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众多城市依托当地的自然景观优势,大力发展旅游立市、旅游强市战略。
“乡土黄山”开启了文化复归阶段。旅游不再仅仅局限于自然风光的欣赏,文化元素开始深度融入旅游之中。黄山周边的古镇游、乡村民宿蓬勃发展。西递、宏村等古村落旅游兴起,很快就与黄山风景游平分秋色。猪栏酒吧等乡村民宿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数字黄山”开启了数字命名阶段。数字文旅成为新的发展方向,相关项目成为去年央视财经频道“文旅经济盛典”十大案例之一;这里也正在成为数字游民的好去处。
由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其一,回到生活本身。每一次旅游的被定义,实际上是人们对生活世界的重返,在生活世界中寻找意义。北京大学张世英在《哲学导论》中指出:“当我们要说出某个新东西时,总需要返回生活世界这片土壤。如果脱离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的生产就像无根之木。” 我们认识旅游,实际上就是在中国传统的思维范式中去探索,发现新意义,并重新定义旅游。旅游不仅仅是身体的位移,更是心灵在生活世界中的驻足与感悟,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日常生活,发现被忽略的美好与价值。
其二,直观无法取代。无论是旅游者还是研究者,直观的体验都是不可替代的。旅游者亲身踏上旅途,置身于陌生的环境中,所见所闻所带来的感受是无法通过文字、图片等间接方式完全传达的。研究者也需要深入旅游现场,观察、感受旅游现象,才能真正理解旅游的本质与内涵。直观体验是连接理论与实践、认识与现实的重要桥梁。
其三,目前大众旅游与信息技术两个高潮并起,这是新主体与新表达的并起。在这一背景下,要在权威与大众的博弈中定义旅游,包括旅游的边界、主体、方式等。旅游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少数人专属活动,而是大众参与的普遍生活方式。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旅游的传播、体验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成为旅游新表达的重要渠道。在重新定义旅游时,需要充分考虑大众旅游的需求与特点,以及信息技术带来的影响,厘清旅游的边界,明确旅游的主体范围,探索新的旅游方式与模式,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与变化。
旅游总是在移步换景,对旅游的每一次命名都是对生活世界的再发现,每一次定义都是向存在本质的再靠近。我们需要保持维特根斯坦式的清醒:我们定义旅游,旅游也在定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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