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兴国籍华将军萧华创作的《长征组歌》中的一句歌词。周恩来听后，惊呼：“此句乃神来之笔！”毛泽东的确是个伟大的军事家，然而他没上过军校，在秋收起义之前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是敌人的枪杆子逼迫他拿起了枪杆子，逼迫他明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可拿起了枪杆子该怎么办呢？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许多棘手问题，而军事斗争则显得尤为突出。这就迫使毛泽东等红军领袖要思考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战术，如何扩大军队，并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独创体系，形成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戎马生涯中指挥千军万马，身经百战,但他生平指挥的第一个好仗发生在哪里呢？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感慨地说出：“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这是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中发生在江西省兴国县莲塘乡的一次战斗。

    兴国是中央苏区模范县，是红军的老家，是第三次反“围剿”主战场。兴国为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与军队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

    影响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

    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教训，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同年11月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进一步阐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得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井冈山斗争期间虽然对农村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但就全党指导思想看，始终是以城市为中心。即把开展城市工人斗争，准备城市武装起义，作为工作的重点。

    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实现“围魏救赵”的策略，袭击敌人后方重镇赣州和吉安，逼敌撤兵返巢，以解井冈山之围及解决给养，1929年１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走出井冈山，转战赣南。由于重兵围追，红四军沿路五战皆失利，几度陷入绝境。幸而2月20日，红四军与当地的红军独立二团、四团在东固螺坑胜利会师。东固根据地的范围包括了兴国北部贺堂、崇贤、枫边、南坑、良村、城岗、方太等乡镇。它从形成到巩固都包含了兴国革命先驱者的贡献，他们中有兴国著名党组织领导人：谢云龙、邱会培、李挺、黄满兼等。

    红四军不但在东固山得到休养补给，战士们看到东固革命根据地红红火火的景象，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坚定了革命的信心。毛泽东在会师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相信东固山和井冈山最终一定会联合起来，造成革命武装割据的大根据地，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概括了东固红色割据区域的斗争模式的4个特点，即坚持“秘密割据”的政权形态，争取“三点会”壮大革命力量，实行“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开展独创性的经济建设。东固根据地的上述特色，对于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有很大的启发与影响。

    红四军在东固休养期间，毛泽东通过赣西特委的情报，得知井冈山已失守，彭德怀率红五军已往赣南游击，经前委会议集体讨论决策，遂决定放弃重回井冈山的计划，而像红二、四团一样继续在闽赣边一带转圈子，在赣南闽西２０多个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

    1929年４月初，毛泽东率前卫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来到兴国。在兴国毛泽东了解到兴国从工农武装暴动，到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情况，亲自目击兴国纵横几百里的赤色区域的红红火火。毛泽东在兴国亲自制订了《兴国县土地法》《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还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从思想上、组织上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为建立兴国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４月到５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分别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县红色政权，赣南开始成片。５月到１２月，毛泽东和红四军又转回到闽西，永定、龙岩等地建立红色政权，闽西开始连片。

    在同一时期，赣东北、洪湖、湘赣边、鄂豫皖以及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也都在不断粉碎敌军进攻中站住了脚，获得了初步发展。这样，“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论证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已经由实践作了肯定的回答。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提出，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当地政权，建立红色政权，并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最终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完善了人民军队扩军路线和方法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民军队，是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但是，应建立并扩大什么样的军队呢？早在１９２７年８月，中共中央就明确规定：“中国革命的总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靠得住的工具”，“创造新的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无产阶级人数相对较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里，究竟应该怎样组织并逐步壮大中国工农红军，却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兴国县党组织对如何扩大革命武装力量进行了摸索，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正确的扩大红军方法。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兴国党组织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兴国党组织派了很多同志，奔赴农村，积极发展农民武装，巩固革命阵营。从１９２７年底到１９２９年初，燕山、大龙、崇贤、城冈、鼎龙等都先后建立了农民武装——赤卫队。（据《陈奇函传》第７０至７１页）

    １９２８年３月，兴国东部党组织负责人黄家煌、陈玉书、胡嘉宾和于北区（于都桥头）党组织负责人朱学玖、钟声楼等在樟木山组建了桥头游击队，是为赣南最早的革命武装。同年６月初，以桥头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赣南工农革命军第１５纵队。赣西工农革命军第７、９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２团。

    １９２９年１月在兴国坝子上成立了赣南红军第１６纵队。（据《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1929年2月，红十五、十六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成为赣南最早创建的地方红军主力部队。

    １９２９年６月在兴国城冈回龙成立了赣南红军２５纵队（１６００多人）（据《黎日晖关于赣南（工作综合）报告》）

    `1932年1月9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决定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改设为江西军区总指挥部，指挥独立第2、3、4、5、6等师及各县地方武装。陈毅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周子昆任参谋长，蔡会文任政治部主任。指挥部住兴国县城筲箕窝村一栋日式砖木结构的房子内。江西军区成立后，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江西省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广泛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努力扩大红军，推动实行农村军事化，指挥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毛泽东从1929年4月到1933年11月七次来兴国，亲自指导了兴国开展革命斗争和发展革命武装。他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兴国发展革命武装和扩大红军的经验。1930年10月他在《兴国调查》中，记述了兴国各区乡普遍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独立团、特务营、工人纠察队、儿童团与红军预备队等参战武装组织，全县实现了农村军事化的情况。仅永丰区就有２０个赤卫大队，约２０００余人，还有和赤卫军人数相近的少年先锋队、童子团。每乡有一个连的工人纠察队，区有一个团红军预备队及一个特务营。从７岁到４５岁的男女群众均编入参战组织。平时在乡生产与训练，战时出发上前方，配合红军作战。１９３０年该区地方武装先后出发配合红军参加打浪川、打七坊、打赣州、打吉安等战役。（见《毛泽东兴国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由于兴国重视扩大地方赤卫队，具备厚实的地方武装基础，兴国成为扩大红军的先驱。

    １９２９年６月，在兴国成立的赣南红军第２５纵队被改编成红３军９师２５团。

    １９３０年兴国先后立了３个独立团。一个红色警卫营，１０个连的红军预备队，均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军团。

    １９３０年８月在兴国文昌宫成立了新编第一师，后编入正规部队红三军。

    1931年再次扩红，兴国开展“红五月”扩红突击计划，在3个月内就成立了“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和“兴国模范师”。

    １９３2年春兴国组建补充第3团，经两个月政治军事训练后上前线作战同，随后编入红10师。１９３３年春，兴国补充第3团扩建为补充第3师，经过2个月训练，7000余名新兵全部上前线。

    1933年6月兴国模范师全体指战员上前线，编入红三军团第六师，兴国模范师成为光荣的榜样，推动了中央苏区各地的扩红运动。

    苏区兴国先后向主力红军输送５万名，而中央红军最多不过１２万人，长征前夕仅有１０万人，兴国人在红军所占比例可见一斑。实践证明兴国的扩军路线和方法是正确的，其成效是最为显著的。

    1934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瑞金兴行隆重的授奖仪式，亲自抒于兴国一面扩红红旗：“在战争动员中光荣的模范”

    在兴国及各革命根据地正确的扩军方法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井冈山及各革命根据地扩军的经验，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形成了正确的扩军路线。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在古田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某些错误思想时指出：“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这是流寇主义。”１９３０年１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义中进一步概括指出：“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

    １９３１年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在兴国，兴国的地方武装和群众全部投入支前参战，组织起各种支前参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响导队、侦探队、救护队、慰劳队、洗衣队、交通队等等，竭尽全力支援红军；其间大批赤卫队员被吸收补充红军队伍。第三次反“围剿”的全面胜利证明了兴国的扩军路线和方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七到兴国，除了战争形势和工作任务的需要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兴国的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各项工作，包括扩红和地方武装建设出色，有突出贡献。1933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扩大红军的群众大会上曾满怀深情地说：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1992年初，曾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邓小平到南方视察时，对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和省长吴官正说过：“苏区的工作，兴国第一，瑞金第二。”毛泽东当年对兴国关爱有加，自然在情理之中。1972年邓颖超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大纲时对馆长说过：宣传扩红时，应着重宣传江西的兴国县，当年兴国参加红军的人数最多。

    兴国的扩军方法还确保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军事素质。来自兴国赤卫队和地方部队的红军战士政治、军事素质较高，他们在红军中普遍受到欢迎。红军各级指挥机关选拔参谋秘书、机要报务、警卫医务时，兴国籍红军战士受到青睐。不少兴国籍红军战士曾被授为政治委员、特派员、政治部主任、教导员、指导员，这些职务都是对革命极其忠诚的骨干才有资格担任，他们还常常受命于危难之际。

    兴国的革命实践完善了人民军队的扩军路线和方法，也证明党和毛泽东等在实践中开创的扩军路线，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和行之有效的，也是符合实行人民战争这一我军战略战术总原则的。

    实践完善了反“围剿”的战略战术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军事力量对抗活动中的突出特点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幼小的红军与强大敌军的拼搏。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的正确与否，不仅生死攸关，还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正是这种严酷的战争环境，迫使中央红军领导人毛泽东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红军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从井冈山地区武装斗争中开始提出，主要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形成和完善。兴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实践基地。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等就总结出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它是我军战略战术体系的第一块基石，为后来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诞生萌芽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初步形成于开辟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之中央苏区时期。

    １９３０年，红军经过３年的游击战争，己发展到１０万人，创建了１０余个根据地。６月，红军主力开始整编，创建了正规军团，统一和健全了编制，在组织上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同时也迎来了蒋介石大规模的“围剿”。

    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从1930年底到1931年9月，中央苏区军民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的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创造了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兴国人民全以赴支持了红军反“围剿”斗争，成为了红军作战原则进一步形成的重要基地。

    第一次反“围剿”，兴国人民坚决贯彻“诱敌深入”积极防御战略。

    １９３０年１0月，蒋介石调集１０万大军，由北向南，围剿中央苏区，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反“围剿”作战方针问题。有的同志主张仍按中央军委8月初的指示，进攻南昌、九江等大中城市，以迫使敌人转入防御，放弃其“围剿”计划。毛泽东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造成并发现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以粉碎敌之“围剿”，即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就是在强敌进攻面前，我军先后退，放弃一些地方，引诱敌人进至预定地区，使敌人不利，自己有利，然后举行反攻，集中兵力，歼敌一路或一部，粉碎敌人的“围剿”。为了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作了大量工作。

    １２月２４日，红军在宁都小布召开了一个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书写的对联为军事学留下了一曲千古绝唱：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１２月２８日，张辉瓒师向永丰县上固、龙冈推进，此行成为他送给毛泽东３７周岁的礼物。２９日，敌９路军以７８师留守泰和，第６０、６１师继续向苏区腹地窜犯。６０师开往赣州，从赣州转向北进，配合从泰和南下的６１师，形成南北夹击兴国的态势。面对敌人的步步进逼，兴国新编第一师与于都新编第二师、赣县新编第三师一道，奉命陈兵于赣州通往兴国的咽喉要道――赣县江口、茅店、太湖江、湖江面一带，在此防御与抗击准备侵犯兴国的国民党军６０师。新编第一师第一团作为先锋团，奉令在赣县水东阻击敌人。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利用各种时机，采取各种办法，英勇阻击敌人，迫使蔡廷锴师推迟２０多天直至１９３１年１月上旬才从赣州进抵兴国；戴戟师也仅比其前十来天从泰和进占兴国。

    １９路军窜入兴国后，军部和６１师占据县城；第６０师侵占坝南、埠头、上社、鼎龙、城冈等乡村后，进占县城。但由于兴国人民坚决贯彻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开展了群众性的坚壁清野工作，敌人得到的县城是一座空城。孤守县城的国民党６０师、６１师不得不求助飞机空投粮食籍以苟延残喘。

    面对敌人的进犯，兴国县红色警卫营配合留守兴国的主力红军，在长冈石门坳、鼎龙杨村等地发起攻击、袭扰敌人。１９路军６０师、６１师处处受阻，进退维谷，直至龙冈战斗结束，始终未能向东固、南龙的国民党军靠拢。

    １２月２１日，红一方面军集结宁都黄陂、麻田，派出红１２军、３５军独立活动于兴国东北的约溪，监视西面敌人。２５日，在赣县青溪的兴国新编第一师，接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要新编第一师配合红军主力作战，限于２６日晚８时，务必赶到兴国城冈的白石驻防待命。接到命令后，全师１２００余人在师长吕宾、政委鄢日新和参谋长吕德贤率领下，昼夜兼程，按时到达城冈，受到等候在此的红军领导人陈毅、罗荣桓的表扬，被称作是“快脚将军”。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又传来紧急命令，指示新编第一师作好战斗姿态，担负阻击来自兴国城增援之敌的任务。

    ２７日，国民党军张辉赞师在东固烧房子，先头部队进入了南龙，并向兴国枫边方向作试探性进攻。此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命令新编第一师抵良村约溪待命。当晚，枫边方向枪声大作，敌张辉赞师缩回龙冈，被我红军主力层层包围一举聚歼。夜深时，总司令部下达命令：新编第一师开回石印、白石一带，阻截龙冈之役往兴国方向逃遁之敌。与此同时，红３５师也奉令插至南龙和龙冈的敌人之间，配合２军主力攻打龙冈，向南龙方向警戒。兴国新编第一师，则在石印摆开阵势，向北警戒，阻击南逃之敌；向南警戒，阻击北援之敌。从而保障龙冈战斗的彻底胜利。红军全歼了蒋军近1.5万人，活捉了张辉赞。

    第一次反“围剿”的主战场虽然不在兴国，但兴国人民为这次反“围剿”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时，就说到：“我在龙冈方向以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千余人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这个独立师指的就是兴国新编第一师。

    第二次反“围剿”，兴国古龙冈和城冈会议决定继续实践与完善积极防御战略。

    １９３１年春，蒋介石实施第二次“围剿”，“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我红军则“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半个月走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痛快淋漓打破了“围剿”。这是红军继续实践与完善积极防御战略的结果，使红军的作战原则趋向成熟。

    面对敌人的大举进犯，面对二十万万比三万五，敌人兵力相差悬殊，倒是没有人主张硬拼。可这仗怎样打？按中央的指示信办，到湘南？到粤桂北？到贵州东南？也有说去四川的。六大时斯大林说过，四川西部有成都平原，东部有大山，可进可退，堪称理想的根据地。说来说去，不外以上海、莫斯科的声音为基调。一路上争论不休。

    ４月中旬，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宁都青塘进入古龙冈，第三次来到兴国。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古龙冈邹家祠召开军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湘、粤、桂、赣四省，唯赣军实力最弱，因此，我们才有今天才有这块根据地。应当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入，依靠军民团结取胜。朱德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中央局听听方面军的意见。毛泽东强调，红军在苏区作战，一有人民的支持，二有熟悉的地形。这两大优势加上集中兵力，才可能打胜仗。会上，毛泽东全面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了敌人的弱点和我们的有利条件，强调说明第二反“围剿”是可以打败的，严厉批评了逃跑主义者“分兵退敌”的错误主张。

    几天后，红军辗转到达城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万寿宫召开会议，再次讨论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议围绕就怎样打的问题，争论激烈。有人主张“开步走”退到四川去；项英提出“牵牛”的办法去对付敌人，即将敌人引出根据地外去打。毛泽东不同意。接着，项英又提出第二个方案，主张四面开花，分兵退敌，“削萝卜”的战术，即层层削皮，每次打一点敌人。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主张将红军埋伏在东固坳上，以逸待劳，捕捉战机，逼敌而居，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将其歼灭于运动中。并强调宁愿冒走漏消息的危险也要在此设伏歼敌。对此，项英则认为，西有赣江，东有强敌，背水作战，非常危险，指责这个方针是“钻牛角尖”。会议在大多数人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最后确定执行毛泽东提出的“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将队伍开往东固山区。

    几万大军猫在东固山区真能把敌人引来吗?不少官兵生发了求战心理。然而毛泽东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歼灭于运动中。他从容镇定地布置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而兴国与东固群众担任放哨、侦探、运输，把红军在东固集结的消息封锁得严严密密。

    ５月３日，敌１９路军一部奉令由城冈北进与国民党第２８师协力＂进剿＂紫瑶山之楼梯岭，遭到兴国独立团等兴国地方武装的顽强阻击。１１日，敌１９路军６０师４个旅奉命北进兴国县的高兴、方太、崇贤、老营盘，前往驰援敌主力右路军王金钰部进攻东固。15日毛泽东亲临红三军，命令黄公略率部迅速出中洞，占领高地。16日敌人扑向了红军为他们准备的“大棺材”，毛泽东登上白云山就近指挥，红军好戏连台，“七百里驱15日，横扫千军如卷席”，歼敌月底，由于兴国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和红军的处处阻击牵制，敌１９路军前往驰援连连扑空后，奉命撤回兴国。５月２９日，敌１９路军只得放弃兴国，撤往赣州。兴国人民支援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选择弱敌，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迁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战略，以及红军反攻开始第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三个原则。

    第三次反“围剿”，在兴国主战场形成红军全部的作战原则。

    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原本有准备在闽粤赣布置战场的构想，他后来考虑到闽西北是新区，“人民这个条件比较差”，于是决定千里回师，返回苏区腹地，把敌人诱到赣南底部，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认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的主要原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兴国是毛泽东亲自缔造的模范县，是人民条件最好的地方，被毛泽东选作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兴国人民敢于担当，不负众望。兴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周围，组织起各种支前参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响导队、侦探队、救护队、慰劳队、洗衣队、交通队等等，并在沿途设有招呼站、茶水站、红色饭店、招待站、慰劳站,准备好茶饭和果点,让红军随到随吃。

    时任红军团政委的李志民,解放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描述兴国人民支援红军反“围剿”的情景。他写道:“经过十来天的行军,部队完成了千里回师的任务,经过石城、瑞金,来到了老根据地一兴国。到了兴国,完全换上了另一幅景象,群众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忱招待我们。部队一进村,一大群儿童团员组成打扇队,就把队伍包围了,每人一把扇子,一面唱歌,一面对战士们扇起风来。战士们总是兴奋得满脸通红,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怪不好意思的。老人、妇女们带着鸡蛋、草鞋挨单位慰问;父母慰问儿子,老婆慰问老公,又是一番热闹。接着来的是洗衣队,姑娘媳妇们,每人一个竹篮,一个洗衣棒槌,篮子里装着大块小块的碎布和针线，她们东翻西搜,连战士们藏起来的脏衣服也被搜出来了,然后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地送来。赤卫队早已把哨兵一站站地放了出去,封锁消息,实行赤色戒严。担架队组织妥妥当当;要向导,抬脚就走……人民的支持，是红军取得胜利最主要的条件。而侵入苏区的国民党军，在群众＂坚壁清野＂政策的围困下，日食不饱，夜宿不宁，油盐告绝，饥疲沮丧，犹如盲人瞎马，日暮途穷。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病饿、落伍和开小差的损失比作战更大。当时兴国人民群众“全民皆兵”，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婆都挥起菜刀，十二三岁的儿童团员也举起红樱枪，纷纷起来协助红军抓俘虏、掩护主力作战和突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老营盘被俘的一个敌军官颇有感触地惊叹：“当了十多年兵，走了十几个省，都没有遇到像这个地方这样厉害的老百姓！”

    有兴国人民的支持，红军如鱼得水。例如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准备攻打富田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这时侯红军处于三面临敌，一面临赣江的危险境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率部折回高兴圩。毛泽东庆幸地说，“还是兴国人民好啊，不是他们及时报信，我们往绝路上走啊！”南北都有强大的敌人。中间只有20公里的空僚可以穿过，为了造成对方的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却翻山越岭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这次神秘的夜行军，穿越敌军两地20公里的间僚，对红军这一行动毫无察觉,堪称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连国民党军也为之浩叹，台湾出版的史书说:“当‘匪军’主力进出泰和县境回师东窜时，经老营盘、高兴圩进出莲塘，是时国军第一军团主力在兴国，一部在崇贤圩，两地相距15公里，‘匪军’从两部间通过而无阻，完全为搜索疏忽所致,否则,予以袭击，‘匪’将不能逞其所欲于莲塘。”（台湾1982年出版《国民革命战争史》第4部第245页）国民党当局仍未悟出，红军之所以能在敌军重兵间隙中穿行自如，完全是民心所向的结果。据兴国革命斗争史资料记载，当年群众自觉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封锁消息。一夜之间，把红军经过的沿途村庄的狗打掉或送进地窖里，以免狗吠，惊动敌人的瞭望哨所，敌人深入苏区后失去耳目，变成了“聋子”、“瞎子”，对红军行踪无从得知，安能袭击?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莲塘圩后，抓住战机，连续作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痛快淋漓地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第一阶段的胜利。

    毛泽东在中总结说：“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当红军六天六夜取得三战三捷，极端疲劳，很需要休息时，毛泽东再出一步险棋，红军主力从阳斋向人民条件最好的兴国秘密转移，穿过敌蔡廷楷、陈诚两军之间10公里宽的间隙，经良村中洲，翻过尖栋脑，来到兴国县城冈乡的白石村。红军来到村里后，家家户户的房子都住满了，为了供应红军的口粮，村民们把来年的水稻种子都拿出来吃了，但仍供不应求。村民们把目光瞄向了稻田里尚未完全成熟的水稻，用剪刀将谷穗上成熟的部分一穗一穗地剪下，当时仅有一千余人的小村庄，家家户户罄其所有，愣是用“剪黄”的办法解决了3万红军的口粮。红军在这里休整半个月，有兴国人民的支持和掩护，敌人不知道一点风声。

    中央红军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劣势装备和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取得了伟大胜利，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的一套暂新的战略战术。以“十六字诀”为中心的红军游击战战术，也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红军进一步完善了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如战略防御中的战略退却、战略反攻等理论和慎重初战、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就一整套适应当时情况的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正如毛泽东所说：“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就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因此，可以说，兴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步形成的第一实践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