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日。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高瞻远瞩，把握大势，成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预见范例，形成了科学的战略预见思想。今天，学习毛泽东战略预见的思维、方法，对于提高战略思维水平和战略指导能力，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

    毛泽东深刻指出：“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这就是战略预见的本质和价值。

    战略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战略预见即超前认识、前瞻思维，是一种“事先知道”“合理设想”。毛泽东认为：“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少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1930年，毛泽东为纠正一些同志的悲观情绪和错误思想，预断“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很快走向高潮，并形象地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战略预见。

    战略预见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战略指导源于战略预见，核心是战略预见。如果缺少战略预见，将会带来盲目性，减弱其实践指导价值，指挥员可能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毛泽东强调，如果对战争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就“只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起来”，陷入被动。他还生动地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因此，战略指导应未雨绸缪、见微知著，以增强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

    战略预见具有动员、鼓舞作用。科学准确的预见能够激励群众，增强斗争的信心和热情。这是战略预见的一个重要功能，也是毛泽东战略预见的一个鲜明特色。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预见力，在澄清“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中，做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见；在消除“亡国论”的悲观情绪中，做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正确预断，等等。这些科学的正确的战略预见，超越时空、气势磅礴，“使大家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前途”，坚定了信心、鼓舞了人心、振奋了精神，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顽强意志，对夺取伟大战争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

    毛泽东认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这是进行科学战略预见的依据和前提。

    战争有规律可循。战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殊领域，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定性。历史上大多数军事家坚持不可知论，认为“战争是蒙着一层阴影的科学”“一切科学都有自己的原理，惟有战争还毫无道理”“在战争问题上，一个人永远无法有把握地预测上帝是怎样安排的”等。截然相反，毛泽东提出军事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强调“我之一方是比较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因此，战略预见就有了客观基础。这是毛泽东在战略预见上的一个重要观点。

    大方向大趋势是可以认识的、预见的。毛泽东是唯物主义可知论者，他在提出战争是有规律的基础上强调：“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他把战略预见的重心放在战争趋势、形态、进程、结局等未来大势上，对大略、要点进行超前认识和判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方向；在抗日战争时期，描画了持久战三个战略阶段的大轮廓；在解放战争时期，绘制了战争进程全盘的大图样，等等。这些“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一开始就为战争的全局、全过程、结果指出了大方向，有利于对整个战争加以把握和控制，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难以预见事物发展的全部细节。毛泽东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他在预见抗日战争持久战时直接指出：“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因此，战争极为复杂，战场情况多变，具体细节难以预断，只能进行“大体的计算”，说出大方向、描绘大轮廓。相反，如果不能辩证地看待，不承认不确定性，认为战争的详细过程都可以预见，那么必然走向唯心论。毛泽东还强调，预见不容易，准确预见是相对的。偶然性可能带来偏差，预见失误也不可避免。要认识到这种局限性，不断校正预见结论。

    “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总是比别人站得更高、望得更远、看得更准，所以“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他“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的联结到全体”，形成独具特色的战略预见思维、方法。

    坚持客观全面。毛泽东认为，只有“采取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反对“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战略预见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思考程序，应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战略全局、最终目标为起点。必须先见林、后见树，甚至可以说，只要能先见林，即使看不清每一棵树，对于战略预见而言，也不一定会产生严重影响。这与一般人往往只看见或先看见树、看不见或后看见林，恰恰相反。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的战略预见之所以正确，就在于是客观地“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

    抓住事物本质。认清和抓住了事物本质，就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毛泽东强调：“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并进一步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战略预见作为一种超前认识，只有揭示事物内部联系的规律性，掌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才能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不为美苏严重对抗的表象所迷惑，指出美苏不会开战即为一例。

    分析各种矛盾。毛泽东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其中，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起主导作用，决定发展方向。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正确预见，就是建立在“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的基础之上。他还强调，“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唯如此，才能处变不惊、处事不慌、留有余地，随时灵活处置各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