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情但公道，从来人杰自流芳。

    有些人死了，但还活着，活在史书里，活在活人的舌尖上。岁月的风沙浩浩荡荡，湮不灭他们星辰般的熠熠神采。

    他只活了83岁，却活成了他的学生们心中的“一座魏巍丰碑”。

    这人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何微，何微名微人不微，在中国新闻史上，他的名字亮得耀眼。

    阅读这部书稿时，我与一个高贵的灵魂朝夕相伴了好几天，他德行高洁巍如山，我自惭形秽满面羞。读罢这部书稿，方知何为真风流，我欲焚香敬前辈。他地位够高身段低，他热烈执着爱所爱，他吃着青草挤牛奶，他一生坎坷意气昂，他无愧今生励后人。他一生的故事犹如一部交响曲，每一乐章都动人心怀。

    何微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5年多了，但他的战友、同事和学生心心念念忘不了他，隔山隔水放不下他。这些年来，他们以各种形式怀念他，或写文章讲述他的故事，或为出版他的遗著奔忙，其情也浓，其意也稠，只因他的再造之恩重如山。何微诞辰百年的那一年，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几代学生们纷纷撰文，为他张罗了一本纪念文集，篇篇读来令人泣。2002年4月6日，是何微逝世三周年的祭日，著名新闻学家甘惜分想起这位延安时期的老战友，怀念之情如潮涌，于是，86岁的老教授引纸挥笔，在北京的家中慨然题词赞曰：“发奋读书三万日古今学术满纸，艰辛耕耘六十春学子遍布中华。”现在，西北政法大学的孙江和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边江两同志，又编著了这本《中国名记者何微》，向人们分享他的故事，报告他的功业，传颂他的精神。

    何微当记者时是名记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出版的《中国名记者》丛书，介绍了自1870年以来的400位中国名记者，他是其中之一，他还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在中国新闻界，像他这样“一身三桂冠”的人，找不到几个。

    何微首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在抗日的烽火里参加了革命队伍，随时准备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1937年，日本人立足东北，吞并华北、觊觎中华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这年2月，正在家乡山西祁县一所小学任校长的何微，毅然放下教鞭，投身抗日救亡的大潮，参加了共产党人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山西“牺盟会”，而且入的是其中随时可能掉脑袋的“抗日决死纵队”，可见其意之绝决，其志之坚毅。那一年的何微，还不满21岁。

    1938年10月，他奔赴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入抗大学习，期间成为中共党员。从此后，他跟定共产党，一辈子再也没有动摇过。

    从抗大毕业时，组织部门考虑何微参加革命前是个师范生，参加革命后又经过种种历练，方方面面都堪称优秀，于是准备派他到山西平顺县当县长。若是常人，肯定会欢天喜地去根据地做一个风风光光的县长，何微却对当官没啥兴趣，这个当过小学校长的青年共产党员有更大的抱负。他对领导说，他在“抗日决死队”办过小报，对新闻工作有兴趣，希望到抗日前线去当记者。他认为，当记者，写报道，可以“记录历史，鼓舞士气”，为大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组织派他到《黄河日报》当记者兼编辑，与后来因小说而闻名全国的大作家赵树理一起经营该报。

    何微不当县长当记者，因为他热爱新闻事业。在他心中，新闻工作与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大事业紧密相连，是值得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所以他对这事业爱得深沉，爱得热烈，他要为这个伟大事业燃烧自己的生命，贡献自己的才华。在未来的岁月里，他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但始终“热烈地拥抱着所爱”，直至生命终结。

    一个在事业上有追求的人，最快乐的是个人兴趣与组织安排合而为一，所谓天随人愿，此即是也。当何微的个人爱好与组织的目标“合体”后，他便把全部的爱献给了新闻事业，此后的他，像鼓满风的帆，如加满油的车，在新闻事业这个大舞台上尽情挥洒他的才华。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人们看到的何微，既是记者，也是战士，战士冲锋他冲锋，大家休息他采访，别人睡觉他写稿。他采写了《太岳我军除夕出击  再克翼城歼敌千余》《阳城担架队前线立功》《担架英雄娄老水》《摆好八卦阵  活捉蒋家军——记浮山蛛网联防》《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和《晋南我军击溃敌援军——运城东南歼敌三千七》等消息和通讯，这些“战地黄花”鲜活生动，记录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鼓舞了将士杀敌的斗志，王震和陈赓将军赞他是“中国革命的一支刀笔”。

    1941年3月起，何微任新华社晋豫分社社长兼《太南导报》社长、太岳区文委书记兼新华社太岳分社副社长、总编辑和《新华日报》太岳版通采部部长等职务，成了“新闻官”。

    诞生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在江西瑞金时称红色中华通讯社，1937年1月在延安改称新华通讯社，新中国建国后是国家通讯社，现在人称“国社”。革命战争年代的新华社，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毛主席对新华社高度重视，不仅经常亲自修改新华社的重要稿子，还在百忙中自己动手，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写新闻稿，。新华社的人自豪又亲切地说，毛主席是我们新华社的总编辑和首席记者。1955年，毛主席豪迈地说：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今天的新华社，拥有国内外239个分支机构，成了世界性通讯社。

    何微成为新华社前线机构的领导后，既当“官”，又当“兵”，组织指挥报道之余，还经常跑到基层，采访写稿子。

    1944年秋，何微组织策划太岳区群英大会和参议会的报道时，发现了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典型。安泽县山村医生李克让，在一年多时间里跑了一百多个村庄，不计报酬地为几百个穷苦人治好了病。为了把这个典型人物报道好，何微跟着从沁水县返回安泽县上治村的李克让，一边翻山越岭，一边认真采访，从日出走到日落。这年冬天，何微又来到来到李克让家的上治村，访谈了村支部书记和一些村民。

    由于何微采访深入，材料翔实，写作精心，李克让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在稿子里活灵活现，格外动人，《太岳日报》刊登后受到读者喜爱。1945年3月17日，新华社发出通报，表扬此稿。《中国名记者》收录此稿时赞道：“《模范中医李克让》报道了一位经过旧社会悲惨的磨炼与新民主主义社会陶冶的‘崭新人物’，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篇典型人物通讯。”

    建国后，何微先后担任新华社山西分社、北京分社和江苏分社社长，他以极大的热情，纵情歌唱人民共和国欣欣向荣的美好景像。

    1954年，新中国进行第一次“全民普选”，这是中华史上破天荒的政治大事。这年初夏，北京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身为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的何微亲自带队，和两名记者采访报道。当大会宣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百分之百的票数当选后，全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当天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来到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前和全体代表见面，并一起合影留念。会见刚结束，何微就和两名记者聚在公园的座椅上写稿子。代表们的晚宴还没结束，一条关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消息和《我们选举了最敬爱的毛泽东》的通讯特写，就由新华总社发往全国了。这两篇报道，生动地反映了北京各界人士对领袖的热爱，对行使民主权利的光荣和自豪，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期盼和信心。

    何微不仅是采写新闻的能手，还是策划报道的高手。1956年7月20日，新华社通稿播发了《当你们熟睡的时候》。这篇3000多字的通讯，以“守候在孩子床边”“为了明天的乘客”“通宵运蔬菜”“洒扫全城”“为了千百万读者”和“零点二十八分接婴儿”等十个小标题，讲述了7月18日夜里北京很多夜间工作着的人们的故事。

    这篇富有创意的通讯，句句生动，字字“抓人”，受到全国报纸、电台的广泛欢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篇通讯发表时署名“新华社记者集体采写”，其实是何微亲自组织策划、选派记者采写、由他统稿修改，最终定稿完成的佳作，通篇每一个字都饱含着他的心血。现在，人们认为这是一篇“讲好中国故事”的范文，先后被《中外新闻特写名篇赏析》《新华社八十年新闻报道选》《新华通讯社90年90篇精品选》等多种权威书籍选录出版。

    坦率地说，如果仅有这些业绩，何微在新闻界没有这么高的地位。何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新闻事业的热爱既热烈，又深沉，还广博。他比许多同行“多看一眼，先行一步”，很早就开始了新闻报道从实践到理论的探索。

    中国新闻事业的起步，比欧洲国家晚了200多年。世界上第一张报纸，是荷兰人1609年在安特卫普办的《新闻报》，而我国1865年才有了现代意义的报纸《香港中外新报》。中国共产党创建10年后，1931年才在江西瑞金创建了自己的通讯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重实践，轻理论，几乎无暇研究新闻理论，何微意识到，理论的贫困，必然会导致实践上的低能，他率先动手动脑搞研究，是研究新闻理论的先知先觉先行者之一。

    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指导实践。思想观点要源于实践，高于实践。何微的新闻理论研究，从“实用新闻学”起步，从总结经验入手。他说：“总结经验是利己、利人、利党的事情。”1946年，何微任新华通讯社太岳分社副社长时，太岳分社调来了一批年轻人。何微敏锐地预感到，随着全中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新闻事业必定会有一个大发展，新闻记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有一个大提高。于是他提出，新闻记者在进行日常采编的同时，还要从事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号召年轻记者成为政治思想上过硬、理论联系实际、一专多能的新闻工作者。他的《爱国自卫战争军事报道研究》和《我对提高新闻质量的一些意见》等新闻业务文章，发表在《新华通讯》上，《爱国自卫战争军事报道研究》一文，是他那一时期的新闻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1962年，“老新闻”何微调任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副院长兼教务长。他刚到校，就撞上了该院新闻系要被撤裁的风波，风波中的新闻系教师和学生们都“毛”了。那一年的中国，刚刚走出“自然灾害”的阴影，经济还没恢复元气，许多高校都在撤裁专业。西北政法学院的新闻系，是当时西北高校中唯一的一个新闻系，在何微眼里，新闻系的79名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农村来的娃娃，何微不忍心让这些青年才俊改变人生航向，他坚决主张保留学院的新闻系 。

    何微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陕西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上跳下窜”，反复陈述保留新闻系的必要性，终于保住了学院的新闻系。年轻的新闻系师资匮乏，他跑到千里外的北京，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的老战友甘惜分，还有张隆栋和郑兴东几位教授，给学生们讲授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编辑和新闻写作等课程。没有教材，何微亲自执笔编写。他先后给兰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们写信，虚心请教后，为新闻系学生们编印了一套油印教材。

    1964年，新闻系的79位学子学完了新闻本科专业课程，顺利毕业了，他们成为新中国在西北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新闻专业科班生。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让西北政法学院的新闻专业名噪全国。这一批大学生，后来基本成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陕西等地新闻界的骨干，他们都感激何微院长当年的“救命”之恩。
弹指一挥20年。1984年8月，已是副省级干部的何微孤身一人，从“小火炉”西安来到“大火炉”武汉，出任武汉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这一年，他68岁，虽然年近古稀，远看瘦得可怜，但走起路来脚下依然带着风，精气神旺盛得如同中青年人。此前的30多年，何微在北京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青年报社，在西安的陕西日报社、西北政法学院和陕西省社科院，给数不清的大学生和编辑记者讲过新闻理论课。1980年，何微在全国新闻学界就已“封神”：“北甘南王西北何”（人民大学甘惜分、复旦大学教授王中），其中的“西北何”，就是西安的何微。现在，他要利用在武大任教的机会，在新闻理论上再攀高峰。

    珞珈山下的武大校园足够漂亮，何微很少花时间欣赏这人间仙境的美景。鲁迅说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何微是把吃饭睡觉之外的全部时间，用在了教学和研究上。他知道，虽然自己的身体尚好，但毕竟已经进入暮年，必须像当年在战场上打冲锋那样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

    何微在武大干了8年，这8年间，教学之外的时间里，他几乎都在“爬格子”，他写出了《新闻科学纲要》一书的“未定稿”，主编了约500万字的“研究生读物”《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书分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大部类，还写下2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专论》。他的这些心血之作，开拓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崭新领域，填补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一项大空白。

    在这几部煌煌书稿中，何微的真知灼见和奇思妙想，只比葡萄架上的葡萄少一些，个个闪烁着夺人的智慧之光。

    关于新闻传播史。他第一次提出，“自有人类以来，就产生了新闻思想和新闻传播活动在”，而且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未停止过，它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他第一次提出，“在三千年前，关于新闻记述的要求和思想在我国已基本形成"；他第一次提出，《春秋》是我国第一部新闻作品选集。他在历史深处披沙沥金，发现了我们过去没看见的现象。

    何微独具慧眼，从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入手研究新闻学术史，从法学角度研究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拓展了中国研究新闻学术的空间，创立了中国新闻学术界的第三学派。

    他的学生们说，何微“信奉马列不保守”，他想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围绕新闻研究的本源和范畴、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新闻报道和社会舆论、新闻与舆论监督、社会主义国家报纸的性质、无产阶级新闻的价值观和“报纸总编辑学”的规律以及“新闻自由”等新闻史学界和新闻理论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何微都以独特的眼光和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或令人耳目一新，或振聋发聩的思想理论观点，有的思想观点对纠正错误的新闻思想理论产生了重要作用。

    老骥伏枥创新业，燕雀不知鸿鹄志。当初，何微到武汉大学任新闻系新闻研究所所长时，有人欢迎，有人敬佩，也有人在背地里风言风语说怪话：“何微，何为呢？偌大的年龄，偌长的经历，偌高的地位，偌深的学识，离开夫人，来到武汉大学当个小小的新闻学研究所所长，何苦来哉!”

    听到这些风凉话，何微摇摇头，哈哈一笑后，斩钉截铁道：“我来武大，一不为官，二不为名，三不为利，为的是把武大新闻系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系，为的是把我们的学生个个都培养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合格新闻人才。”

    看看他的研究生车英眼里的何微吧！

    “何老除带好自己的研究生外，还要给本科生和干修生上课。授课地点离他的住地很远，一般人步行需得半个小时左右，年迈的何老总是提前一个小时从家里出发。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何老上课一次也没有迟到过。”

    “每当第三节课下课铃响过之后的半个小时左右，人们总是看到何老满身粉笔灰，左手提着讲义包，右手端着一个用酱菜瓶改做的茶杯。茶杯因使用了多年，瓶盖不严，茶水也就随着他晃动的身体不时地从瓶口溢出，滴在他那灰色的中山装上，与粉笔灰搅和成了白色的斑点。尽管连续3个小时的课堂授课使年过古稀的何老有些疲惫，但他还是迈着矫健的步伐走着……回到家里，“超载”过重的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休息片刻后，顾不上拍打自己身上的粉笔灰，又当起了“大师傅”——洗菜做饭。一餐非常简便的午饭后，他没有休息，他走进书房，坐在堆着书刊报纸的书桌前，又孜孜不倦地进行中国新闻学理论和新闻教育学理论的研究与探索。”

    武大是何微为事业奋斗的最后一站，也是他的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成果最丰硕的地方。

    他来时，武大新闻系创建才一年。他走时，武大新闻系已经名列全国大学新闻院系“前三甲”。

    1992年8月，何微告别武大时，满心里都是欣慰：“这八年，我今生无悔！”

    珞珈山脚下，人生夕阳里，他苦行僧般“爬格子”，谱写了一生中最辉煌的华彩乐章。

    即将离开武大时，何微呕心沥血著成的几部书稿还没能出版，他的学生们替他惋惜，他淡淡的说：“留下自己的成果，比将有限的精力花到寻求出版的公关更有意义。”

    1999年4月6日，何微从西安出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临走前，念今生，当无愧。这一生，他在走过的战争与和平年代，都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自从踏上革命路，他就热爱新闻事业，爱的热烈，爱的执着，爱到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