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7日，我收到高占祥女儿发的一条微信，是她父亲2021年6月在文化和旅游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会场的一张照片。下面附有两行字：“周老师，今天是我父亲入党70周年纪念日。在此向我亲爱的父亲致敬！”

    凝视老领导佩戴红花和纪念章的照片，蓦然意识到，那个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的老党员走了，走在2022年12月9日的晚霞之中，再也见不到他真诚和蔼的微笑；那个为众多生长在贫瘠土地上的小苗除草浇水、使之脱颖而出的辛勤园丁走了，再也听不到他幽默风趣的话语；那个为文化艺术事业呕心沥血不知疲倦的奋斗者走了，再也看不到他昂首阔步匆匆前行的身影。因为疫情，我未能送老领导最后一程，但相识四十年来良师益友般的谆谆教诲，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高占祥

    一

    我第一次见到高占祥是1983年5月，当时他是上任不久的河北省委副书记，分管教科文卫体工作。我是一名农村业余作者，因新故事《辣椒嫂》在全国《曲艺》杂志首篇发表，获得河北省“四化建设建设新人新貌”优秀作品奖，到石家庄来参加颁奖大会。高占祥是出席这次颁奖会的省委领导，被好多人簇拥着往照相场地走来。他面带微笑，边走边和周围人聊天，人群中不时爆发出欢声笑语。我站在台阶上远远看着，心想这个领导真够平易近人的，一点官架子也没有。旁边一位年长的获奖者说：“占祥同志是从团中央来的，思维活跃，人很随和，对文艺工作特别重视。他年轻时就是小有名气的工人诗人，经常有作品发表。这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省委有这样的领导分管文化工作，是文艺界的福气。”

    时隔不久，河北省委向各级党政干部提出了“发现和提拔人才要开辟新途径”的要求。那一年我24岁，初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了10年，业余时间自学文艺创作，在全国报刊发表一些作品并获奖，引起各级党团组织和新闻媒体的关注。1983年，共青团河北省委研究室第七期《情况反映》以“介绍一个自学成才的农村女青年”为题，记述了我在农村艰苦环境中坚持自学文艺创作的情况。

    这期《情况反映》引起了高占祥书记的重视，随即写了书面意见，连同这期《情况反映》一起送省委第一书记高扬阅示。

    高扬书记的批示，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也为河北省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开了先河。省文化厅根据高占祥书记的要求，经层层考查，于1983年7月破格录用我为国家干部，安排到行唐县文化馆从事创作。河北大学在考核的基础上，破格录取我为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生。这件事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农民报等各大新闻媒体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振奋人心的消息，让众多在自学之路上艰难跋涉的青年看到了希望。一霎时在全国掀起了“走自学之路，成栋梁之才”的热潮。据官方媒体报道，在我录用后的三年中，河北省破格录用的闲散人才就达112人。

    我是河北省委为“弃之在草泽”的人才鸣锣开道的幸运儿。从农民到国家干部，从业余作者到专业创作，身份的转变让我面临着新的问题。那些习惯了没有关系不能办成事的人认为，一个农村姑娘能碰到“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肯定是走了个大后门。于是凭空编造出各种离奇古怪的故事，甚至说我去世多年的农民父亲和高占祥是战友，是他找高扬走后门给我转成了国家干部。还有人说，一个农村业余作者能成什么事？不就是发表了几篇文章吗？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宣传？高占祥书记听到这些议论，唯恐我承受不住外界压力而消沉，更担心我进城后脱离生活，偏离为人民写作的初衷，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于1983年9月27日上午专门安排时间，正式和我谈了一次话，就我录用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创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鼓励我在学习上奋发努力，向“高知化”迈进；深入生活向更深层探索，寻找引领时代前行的精神火花；创作上笔耕不辍，向人民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按照他的吩咐，这次谈话整理后在河北省委宣传部《宣传动态》和省文联《文论报》公开发表。这不仅是对我的严格要求，也是为众多自学青年撑腰鼓劲。在我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这次语重心长的谈话，对我来说无疑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也是我多年来面对文艺界各种风潮保持特有的定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方向的精神支撑。

    为激励更多青年在没有围墙的大学里自学成才，1983年12月4日，河北省召开自学成才青年座谈会，高占祥书记出席会议并和大家亲切交谈，勉励青年人不仅要成才，还要成为在各个领域能担重任的大才。1984年10月27日，河北省隆重召开自学成才青年命名表彰大会，我们10位青年被树为“河北省自学成才十面红旗”。在11月4日颁发证书仪式上，高占祥书记发表了激情演讲，要求我们10位受表彰的青年，发挥好旗帜的引领作用，为众多青年做出榜样，带动更多青年走自学成才之路，做四化建设的栋梁之才。

    “当官不爱才，不如早下台”。是高占祥书记的口头禅，他不仅倡导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发现人才的伯乐，培育人才的园丁，支持人才的后盾，保护人才的卫士”。而且率先垂范，为一个个人才解决实际问题，清除前行障碍。他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举措，就是要让全社会形成爱护人才，保护人才，鼓励青年自学成才的浓厚氛围。

    二

    高占祥书记不遗余力扶持人才的故事数不胜数，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见证者。他的爱才护才之心不仅体现在执政理念中，而且表现在生活的每个细微之处。

    1984年4月我从行唐县文化馆调到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戏曲研究室，仍把我的家乡作为深入生活基地。1985年5月，我到北京出席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散会那天，高占祥书记正好在北京办事，便邀我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一块乘火车回石家庄，同行的有他的秘书和记者。车送我们到北京站，高占祥书记看我手里拎着一包书，肩上背着旅行包，很随意地说：“来，我帮你拿一件吧。”说着就把旅行包拿过去背在肩上。

    从进站口到站台有很长一段距离，高占祥书记边走边问我参加新长征突击手表彰会有什么收获？他说那天晚上看表彰会的新闻，有我一个特写镜头，正聚精会神做记录，要是手头有照相机，真该给你拍下来做个留念。接着讲起他青年时代在五四一厂当工人，第一次评为劳动模范佩戴奖章照相时的心情，说当时激动的心砰砰直跳，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眼睛睁的发酸也不敢眨，恐怕一不留神照成瞎子。后来有人看到这张照片，说我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决心凭借自己能力面对人生的倔强神情。我说这评价不太准确，解放前我在日本人开设的铁厂当童工，想凭借能力吃饱肚子，想凭借倔强性格争取公平，可这种倔强换来的只是挨打受气。我亲眼看着一个小伙伴因体力不支被送煤的传送带卷进巨大的煤堆而丧命，这样的惨案经常发生却无处伸冤！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个人的倔强性格才能转化为能力，自己的理想才能和国家的命运相结合。要说眼神里充满自豪倒是真的，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好像又回到那个火红的年代，耳边回荡起《咱们工人有力量》的铿锵旋律。”

    这饱含深情的讲述，似乎把他带到了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他肩上背着我那个半米多高的旅行包大步流星往前走，我手里提着那包沉甸甸的书一路小跑跟在旁边听，他的秘书和记者就落在了后边。上了火车，他先把旅行包放到行李架上，回头接我手中那包书往行李架上放时，还幽默地说了一句：“原来这小包比大包还重啊，看来我是拈轻怕重了。”

    事后有人说我，你这人也太实在了，怎能让省委书记给你背包？我满头雾水，一脸茫然。说实话，我当时真没想省委书记该不该给一个小青年背包，就觉得他是和蔼可亲的长辈，是风趣幽默的老师。他不仅是发现人才的伯乐，培育人才的园丁，更是好多人的知心朋友。在河北文艺界，不少人习惯称呼他“占祥同志”，甚至有些比他岁数小的人也这样叫，我开始不理解，后来逐渐明白，是他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和谦逊热情的处事风格拉近了与大家的距离。不管在任何场合，他总能用谈笑风生的语言表达方式消除对方的拘谨和压力。在这样的领导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发自内心的崇敬。

    在火车上落座后，高占祥书记又讲起他童年学画画的故事。他说：“那时候生活虽苦，但心里向往美，眼睛寻求美，见到美的东西就走不动了。看到邻居家孩子画画，我觉得特别美，就跟妈妈说，我也要画画！可家里实在太穷了，没有钱给我买纸买笔，妈妈用攒的几个鸡蛋，给我换来一支铅笔和一大张白纸，她把大白纸折叠成课本大小，用小刀割开，每次给我一张，让我学画画。那年我刚六岁，从来没有学过画画，铅笔在手里攥出了汗，也不知该画什么。抬头看见妈妈期待的眼神，终于用颤抖的笔在白纸上画出一个大圆圈儿。姐姐问我，你这画的是什么呀？说是烙饼有点小，说是鸡蛋有点大。我觉得姐姐说得都不对，可我也说不清楚这到底画的是什么。我瞅着纸上的圆圈想了一会儿，看纸的下边还有空地，又画了两条弯弯曲曲的横线。妈妈微笑着解释，大圆圈儿是天上的太阳，两条横线是土地，阳光照在土地上，小苗就能成长，粮食丰收了，人就不会饿肚子。妈妈的话说到了我心坎上，从那时起，我心中便有了太阳，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心里也是亮堂的。”

    第一次听高占祥书记讲自己的经历，我内心受到极大触动，同时豁然明白，他为什么会大张旗鼓为自学青年撑腰鼓劲，为什么乐于为人才成长摇旗呐喊，因为他本身就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从童工到省委书记，他的人生经历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的磨砺不仅让他具有顽强毅力和宽阔胸怀，也让他对自学青年的境遇感同身受。他理解那些“弃之在草泽”的种子要想生根发芽是多么不易！他明白在杂草丛生的草泽中长出来的小苗要想伸枝展叶是何等艰难！他更知道这些小苗多么期盼摆脱杂草的羁绊，在阳光雨露哺育下开花结果的心愿！所以在他的执政理念里就有了强烈的人才观。他才会为发现人才不遗余力，为培育人才竭尽全力，为保护人才甘当卫士，为启用人才敢破先例。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信念：“成人之美，即成国家之美！成就人才，即成国家栋梁之才！”

    听高占祥书记聊天，思维要高度集中，因为他看似随意的话语，会涵盖很多深刻道理，而且跳跃性极强。他从青年时代第一次当劳模，讲到童年第一次学画画，话锋一转，又谈起读书创作。

    他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是古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谚语。知识积累是多方面的，不能只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那就是多向社会学习，在实践中增强观察生活的能力。有了丰厚的生活积累和知识储备，才能写出丰富多彩的作品。有了敏锐的洞察力，才能有不管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定力。你去年在全省业余文学创作会上的发言很好，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心中有阳光，生活就有希望！你用朴实的语言讲出了生活的哲理。有奋斗目标的人生是充实的，有理想信念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你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劳动十年，经受的磨难可想而知，可你的作品中没有委屈，没有抱怨，更没有倾诉个人的小小悲欢，而是把生活中的苦辣酸甜转化成了文学创作的动力，满腔热情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给人以向上向善的力量，这是难能可贵的！高扬同志对你的创作方向非常赞赏，说你走的是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必然会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你去年出席了全国第二次自学青年经验交流会，今年又出席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两次会议都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这不仅是荣誉，更是责任。以后无论工作还是创作，都要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发挥好青年人的榜样作用。生活中有鲜花掌声，也有雪雨冷风，偶尔还可能有核桃那么大的冰雹。你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也面临新的挑战，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心中有太阳，脚下有方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今天我邀你一块吃午饭，一块坐火车回石家庄，就是想利用这点时间和你好好聊聊。你现在工作关系已调到石家庄，有了比较好的环境，仍然要保持在农村自学的韧劲，不能脱离生活，更不能脱离人民，否则源泉枯竭，创作上就没了后劲儿。有的青年作者刚崭露头角势头很好，到后边越写越不行，就像爬山，开始爬的很快，到半山腰没力气了，只能滑下去。时代就像飞驰的列车跑得很快，只靠原有的生活积累是不够的，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学习也同样如此。老百姓有句俗语：活到老，学到老，学到八十不算巧。就是说人的一生只有不断学习，才不会落后。”

    此时我才恍然大悟，高占祥书记看似随意的聊天，用心是何等良苦！他是担心我在荣誉面前迷失方向，在“捧杀”和“棒杀”中失去自我，才用这种轻松的谈话方式给我以勉励和警示，用他的人生经历给我以深刻启迪。这次非正式谈话虽然没有公开发表，却成了激励我一路前行的动力源泉

周喜俊

    三

    1986年2月，高占祥书记离开河北到文化部任常务副部长。这年9月，按照组织的安排，我到新乐县（现新乐市）先后挂职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常委深入生活五年，之后又作为文化局工作组成员到行唐县南龙岗村下乡一年。1993年石家庄地、市合并后，我被任命为石家庄市艺术研究所所长。为提高知识水平和管理能力，1995年评上正高级职称后又参加了河北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学习。工作、学习、下乡、创作，整天处于紧张状态。我知道高占祥书记到文化部工作会更加忙碌，再没有和他联系过。但每次河北有人到北京看他，回去后总要对我说，高部长打听你在干什么？每逢出版了新书也要签名让人带给我。这种关心让我非常感激，我想只有拿出一流的成绩，才是对领导最好的回报。

    1999年5月，中国文联在北京召开“向祖国汇报——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创作座谈会”，我作为曲艺界青年文艺家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心想这次肯定能见到高占祥书记。早就听说他1994年已调到中国文联，是主持全面工作的党组书记、副主席。事有凑巧，报到那天，我刚进宾馆大门，正好看见他和秘书从电梯里出来，我急切地喊了一声：“高书记！”

    高占祥书记抬头看着我，显然一时没有认出是谁。从1985年5月至今，整整十四年没有见面，在他的印象中，也许我还是那个梳着两把刷子辫的农村姑娘。我快步上前自我介绍：“高书记，我是周喜俊！”

    “哦，喜俊啊，我在名单上看见你了！”高占祥书记热情和我握手，用他特有的幽默语言说，“这么多年只见作品不见人，连封信也不写。听说还当艺术研究所所长了，也不知道干得怎么样？快给我说说吧！”

    “您工作那么忙，我哪儿敢打扰啊。”这是我的真心话。

    “先去报到吧，我出去办事，抽时间给我说说你这些年的情况。”

    几句简短的话语，多年的牵挂尽在其中。望着高占祥书记匆匆走出宾馆的背影，满腹话语潮水般涌上心头。十四年的成长经历，有多少心里话想对高书记讲，可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我总觉得领导每天都有大事要做，不能无故占用人家的宝贵时间。踏踏实实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就是最好的汇报。多年后当我做文艺管理工作时才明白，对于自己真正关心的作者，时刻都想知道其成长中的点点滴滴，唯恐在前行路上偏离方向。就像父母对于远离身边的孩子，从来不会因忙碌而减少惦记。

    会议期间，高占祥书记和我有过一次长谈。他没有像1983年那次正式谈话对我的工作和创作提出具体要求，也没有像1985年在火车上那次用漫谈的形式给我以勉励和警示，而是像朋友聊天一样提出问题，让我结合实际谈想法。

    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网络逐渐普及，不少青年作者对深入生活产生了模糊认识。有人公开讲，深入生活已经过时，作家只有和时代保持距离，才能写出传世之作。甚至把“回避主旋律”、“消解崇高”、“私人化写作”作为一种时髦。这种对深入生活的否定，对歌颂祖国、歌颂英雄的贬损，让一些文学青年思想出现迷茫。中国文联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隆重召开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创作座谈会，是高占祥书记1994年到文联工作后为培养优秀人才，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目的就是要引导青年文艺家坚持正确导向，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创作出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作。所以他这次和我谈的主要内容是深入生活、认识生活问题。

    高占祥书记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人对深入生活越来越抵触，即便下去也是走马观花，对生活的认识成了雾里看花。与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和人民的感情越来越淡，写的作品越来越虚无缥缈。有的人无法与社会生活接轨，只能沉溺于个人生活小圈子，把写作完全私人化。这些年文艺界有过这样那样的思潮，我担心你随波逐流，可所有人都跟我说，你是个特别有定力的人，两耳不闻闲杂音，一如既往去下乡，从来不受任何干扰。你这种持之以恒的动力来自哪里？给我说些具体感悟。”

    我说：“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对生活的认识也不一样。我13岁初中毕业回农村劳动，从每天挣3工分折合人民币6分钱的少女，到18岁成为生产队唯一与青壮年男子同工同酬的女青年，生活的磨砺锻炼了我的体魄，也锤炼了我的毅力。当初我自学文艺创作，并没有通过写作跳出农门的奢望，只是想给自己以精神支撑，也给周围人生活的力量，这样的初衷必然让我对创作素材的选择有所侧重。生活中有阳光也有阴影，有蜜蜂也有苍蝇，要是只看到阴影，就会失去生活的信念。要是只看到苍蝇，就会恶心的透不过气了。我始终相信，真善美一定能战胜假恶丑，否则社会就不会进步！让人间充满大爱，是我对生活的选择，这样的作品写着有劲头，别人看了也长精神。在没有系统文学理论，没有名家指点的情况下，一个连火车都没坐过的农村孩子写出的稿子竟然能在全国各地的刊物发表，而且很少有退稿，是沾了生活的便宜。进城工作后，我还一直坚持深入生活，是心里明白，我的写作从起步就不是温室里培植出来的盆景，而是田野里自由生长的禾苗。禾苗离开土地就会干枯，只有把根扎到泥土里汲取养分，才能茁壮成长。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高占祥书记微笑着说：“你这比喻很形象啊！深入生活对你来说成了家常便饭，对有些人就非常困难，有人说，现在的农村跟过去不一样了，老百姓各自忙自己的事，想找人聊会天儿，人家都没空搭理你，你是怎么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我说：“我母亲常说，亲戚越走动越亲。深入生活也一样，越是不下去，和人民群众越生疏，连怎么和他们沟通都不懂，更不可能挖掘出深层内容。1984年12月我们来北京出席全国第二次自学青年经验交流会，会议安排基层自学青年代表与高校学生座谈交流，有个城市的女大学生看了我的事迹材料，吃惊地问：你在农村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怎么还能自学文艺写作啊？要是我早跳楼自杀了。我说农村没有楼房，就是有俺也不肯跳。人生刚刚开始，为啥要跳楼自杀呢？你就不怕父母伤心吗？到农村深入生活，要是像这位城里的大学生一样，说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话，老百姓觉得不是一路人，自然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对村里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进城工作后也经常往农村跑，老百姓见到我很亲，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说。那年我在行唐南龙岗村下乡，有一天吃过午饭正坐着小马扎在院里和房东聊天，进来一个老太太，打量着我问房东：这是你家哪个闺女啊？我在家排行老四，随口回应一句，我是老四，大娘你不认识我啦？”

    高占祥书记呵呵笑道：“看来深入生活对你来说不是任务，就像走亲戚一样轻松。听说你当艺术研究所所长后，经常跟着剧团去下乡？是去搜集创作素材，还是去搞调研？”

    我说：“是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当所长那年，地市刚合并，双方人员需要磨合期，再加上人员老化，戏曲不景气，剧作家抱怨写出的剧本没有人排，剧团抱怨没有适合排演的剧本，人人都有一肚子怨气。我作为年轻所长，要是不能带头写出剧团愿意拍，观众喜欢看的剧本，就不能服众。我跟随剧团去下乡，和演职人员一样自带铺盖卷住在老百姓家里，没事和房东拉家常，问他们喜欢看什么样的戏？剧团演出时我坐在观众群看老百姓的反映，听他们对戏的评价。别看农民不会写戏，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并不低，他们认为好的地方会鼓掌叫好，要是看不懂或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就会大声议论提意见。我从中了解到，戏曲作为大众艺术，必须接受观众的检验。坐在屋里凭想象编剧本，不管词汇多么华丽，剧情多么曲折，不符合观众的欣赏口味，剧团排了没地方演，自然也会白浪费资金。知道了观众对戏曲的需求，对剧团的演员阵容也心中有数，我写出的剧本剧团愿意排，观众喜欢看，还能获奖，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高占祥书记说：“你刚录用那年我和你谈话，让我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看来你把无字之书读得很通透。”

    我说：“农村好多人读的就是无字之书。我母亲生于民国初年，是裹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妇女，没有读过书，却懂很多人生哲理。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母亲经常教育我：闺女啊，笔尖能成人也能害人！说书唱戏是劝人方，就是劝人学好哩，你要想劝到人心里去，就得先摸清底细，要不说出的话驴唇不对马嘴，咋能让人心服口服啊？对于认识生活问题，按我母亲的话就是：天上的日头再大，也有照不到的地方，不能看见墙旮旯里有片阴影，就说到处都是黑的。人活一辈子不肯能样样顺意，要是总唠叨自己的烦心事，就像撕开伤口让别人看，不光自个疼，别人也厌烦。人不能只看到眼前有道坎儿，就哭天喊地说没活路了，迈过去往远处看，大路小路都能通到绿油油的庄稼地，那才是大伙最关心的事。”

    高占祥书记很惊诧：“你母亲太了不起了！能用通俗的语言讲出这么深刻的道理。看来你始终坚持的正能量写作，与你母亲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我说：“农村像我母亲这样不识字的文化人很多，他们的智慧是书本上没有的，更是在互联网学不到的。我始终认为，不管网络怎么普及，也代替不了人的思维。网上搜索到的是信息，搜索不到与人民的感情。坐在屋里能编织出各种故事，编织不出真实感人的细节。凭想象能写出各式各样的人物，写不出符合人物个性的语言。深入生活对我来说，好比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是我创作的必需，自然也就成了常态。”

    高占祥书记点点头：“今天听你讲这么多，我感到很欣慰。你刚录用的时候，有人背后议论，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村姑娘，在创作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树这样的典型有没有意义？从你在农村坚持自学十年的经历和发表的作品，我相信以你倔强的性格，不会辜负组织的期望。可人不是静止的，随着环境的改变，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在文艺界各种思潮涌动下，你能不能洁身自好，不受外来风浪的冲击，坚持为人民写作的初衷，我还是没有十分把握的。我离开河北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联系，要不是经常看到你的作品，再跟河北来的老朋友们了解你些信息，我还真担心你成了一颗流星呢。”

    我说：“我要是成了流星，哪儿还有脸见您啊？前些年不少老师总是提醒我，你是河北破格录用的第一人，你要是半途而废，不仅是你个人的失败，也给省委破格录用的人才政策抹了黑。您虽然从未和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我明白怎样做才能不让你们失望！我母亲临终前还叮咛我：一定要争口气，不管到啥时候都不能掉到路沟里，不能给帮助过你的贵人们丢脸。”

    “你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教育出了一个懂得感恩的女儿。今天听你说出这么多心里话。我十四年的担忧全消除了。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深入生活的独到见解，会让你的路子越走越宽。期待你创作出更多受人民群众喜欢的优秀作品！”高占祥书记说着，在一张便签上写下他的手机号和家庭电话递给我：“有事打电话，出了新作品别忘了告诉我。”

    四

    2004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我创作的电视剧《当家的女人》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首播，同年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和“金鹰奖”，高占祥书记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

    我说：“高书记工作那么忙，还有时间看电视剧啊？”

    他说：“别的电视剧可以不看，你写的电视剧必须看。我顾不上看，也会有人通风报信的。”

    我问：“谁给您通风报信的？”

    他说：“给我通风报信的人很多，大家对这部电视剧评价都不错，有人说像田野里吹来的一股清风，没有扎实生活积累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你热爱生活，生活沃土对你也不薄，曲艺、戏曲、文学、电视剧，种啥长啥，遍地开花，到处结果。我得向你学习。”高书记谈笑风生的话语，流露出发自内心的高兴。
时隔不久，组织上决定让我任石家庄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此时我在市艺术研究所所长岗位已工作11年，营造出了班子团结，队伍和谐，工作顺风顺水的良好氛围。创作上也正处于高峰期，戏曲电视剧《孔雀岭》、《蝴蝶杯》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奖，情景歌舞剧《走进西柏坡》在全省巡回演出，《周喜俊剧作选》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并召开作品研讨会。《当家的女人》在央视及各省卫视轮番热播，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上门约稿的接连不断。在这种情况下让我到一个新单位任职，而且要主持全面工作，我确实惶恐不安。朋友们也都不看好这个职位，有人说，文联是很难管理的部门，你正是创作的旺盛期，被杂务缠身得耽误多少创作？还有人说，你正高级职称都十几年了，当文联主席又不涨工资，白浪费时间干嘛？还不如多写几部作品更划算。大家说得都是真心话，可我是各级组织培养起来的，市委决定让我当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我要是为个人得失拒绝组织安排，又觉得说不出口。

    在心里极度矛盾的情况下，我给高占祥书记打电话征求意见。他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好事啊！说明石家庄市委对人才重视，也是对你的信任。这么多年，你始终坚持深入生活，坚持为人民写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你要是当了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就能带出一支这样的队伍。这是组织的需要，也是文艺界的幸事。你不能只接受组织的培养，不想为培养人才做奉献吧？工作和创作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合理安排时间，还能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文联工作千头万绪，只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文艺方向，抓住出人才出作品这条主线，一切活动围绕这个核心去做，就能凝聚人心，带好队伍。这两个方面都是你的优势，你是在文艺界成长起来的，又在艺术研究所当了十几年所长，有管理文艺家的经验，我相信你很快就能进入角色。”我正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又用轻松的语调说，“能写出《当家的女人》，还怕当不了文联这个家？服从组织的安排，卸下思想包袱，高高兴兴去上任，我等着听你的好消息！”

    这语重心长的教诲和鼓励，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到文联工作后，我们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契机，连续多年开展大型主题活动，重点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把文艺队伍凝聚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围绕“树旗帜，带队伍，育人才，出精品”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创作采风活动，很快营造出团结奋进的和谐氛围。

    为加大对基层作者的培养力度，2009年7月，我们在西柏坡召开了为期四天的全市青年文学创作会议，邀请北京及省内专家为近200多名基层作者授课。这次会议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不少人说，石家庄这次青年文学创会，是1984年河北省青年业余文学创作座谈会的延续。

    这次会议开过不久，省文艺界一位老师去北京看望高占祥书记，给我带回一本签名的《清莲颂——咏荷五百首》诗集，对我说：“占祥同志对你很关心，问你在文联工作怎么样？抽空给老领导打个电话，免得他惦记。”

    我知道高占祥书记尽管已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但仍有忙不完的事情，怕贸然打电话打扰他，先给他发了条信息，说了我在文联的工作和创作情况。当天晚上高占祥书记给我回电话，很高兴地说，省文联的同志跟我讲，你到文联后如鱼得水，工作干得红红火火，在培育人才带队伍方面成效显著。我就知道，凭你的性格，无论在什么岗位都会干得很出色。你在青创会上提出以‘赶考’的心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这个提法很好，文艺创作的‘赶考’就是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最高标准，人民不满意，不管小圈子里吹捧的多么红火热闹，也是不及格的。队伍建设最怕的是没有方向，青年作者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会走好多弯路。你是从基层走出来的，知道树什么样的旗帜才能带好队伍。召开青年文学创作会，就是培养人才的最好方式，基层作者有了明确方向，有了创作技巧，会像小树一样竞相成长，很快就能形成文艺创作的人才林。1984年河北省召开的青年业余文学创作座谈会，催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石家庄这次青年文学创作会，也会成为青年作者走上文学‘赶考’路的新起点。几年之后，一批优秀作家就会成长起来。”

    高占祥书记的判断非常准确，基层作者有生活，对土地和人民有感情，有了正确的方向和创作技巧，成长非常迅速。我们面向基层不断召开的各种创作会，作品研讨会，邀请各方面专家讲座，对大批基层作者来说，如干涸土地里的种子逢春雨，很快生根发芽，破土而出。大报大刊奖、文艺繁荣奖、青年人才项目扶持等多项激励机制，让青年作者群体像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很快成为河北文学创作队伍的生力军。

    石家庄市文联在人才培养上实施的“育树工程”，作为经验写进了河北省文联第九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也在全国基层文联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多次邀请我为全国基层文联负责人研修班做案例教学，介绍石家庄文联的做法。2013年春节前夕，我给高占祥书记发信息拜年，他给我回电话说：“你到文联工作快十年了，工作有成就，创作有成果，我很高兴。有人和我说，原先只知道周喜俊人品好，作品好，没想到她还有这么强的管理能力和人才意识。石家庄这几年从基层冒出来一大批青年作家，个个后劲十足，创作队伍势头强劲。现在你当选省文联副主席，在创作和带队伍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说：“高书记放心吧，我的人才意识是您多年言传身教的结果，我会把您的人才观、文艺观、价值观和奋斗精神传递给更多年轻人。”

    高占祥书记打趣说：“我没有不放心，看到你工作创作双丰收，我很开心！

    五

    2016年11月，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文代会代表出席会议。11月28日下午河北代表团在职工之家报到后，我看没有别的安排，就想去看看高占祥书记，把新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沃野寻芳——中央工艺美院在河北李村》送去，这是我在革命老区深入生活两年的新成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央工艺美院全体师生在河北李村生活三年，当时他们是作为军管再教育对象下放到农村的，白天在部队农场劳动，晚上分散居住在农民家里。老百姓没有把他们当成被教育对象看待，而是给予了亲人般的关心照顾。艺术家们没有了追名逐利的浮躁心理，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作为最高标准，创作出一大批农村题材的艺术精品。因各种原因，这段历史中国美术史是个缺项，清华美院院史也只有一句话记载。

    2014年5月，我为完成上级分配给文联为期三年的扶贫任务，走进老艺术家们生活过的地方，挖掘到了这段亟待抢救的美术史，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沃野寻芳》。该书2016年7月出版后，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亮相，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国内外各图书馆和美术馆争相收藏。同年11月清华美院建院60周年庆典活动，河北教育出版社在校园举办了《沃野寻芳》图书捐赠仪式。当年在李村生活过的老艺术家们拿到这本书，回忆起与乡亲们朝夕相处的友情，一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

    四十六年前，艺术家们被动地来到河北李村，却主动拥抱了真实的生活。在生长高粱棉花的沃野中，收获了最美的艺术之花。四十多年后，我为完成革命老区扶贫任务踏上这片沃土，追寻前辈艺术家的足迹，创作出了《沃野寻芳》。专家和读者一致认为：这本书不仅挖掘出一段珍贵的中国美术史，而且用鲜活的事实论证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是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最好诠释。多年来，高占祥书记用不同的谈话方式，勉励我要坚持深入生活，不能割断与人民的联系，这本书也是对老领导多年教诲的回馈，我想他看到一定会高兴的。

    电话打通后，高占祥书记第一句话就问：“看到今天的《光明日报》了没有？”

    我说：“没有啊，有您的文章吗？”

    高占祥书记说：“不是我的文章，是你的新书《沃野寻芳》评论。听说代表们的房间都送了这份报纸。光明日报在这个时间节点刊登这么大篇幅的评论，看来这本书的意义不一般！”

    我怕老领导说还没见到书，赶紧说：“我没有给您寄书，是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好多感人的故事想当面跟您讲讲。您现在方便吗？我给您送书去。”

    高占祥书记犹豫片刻说：“别专门跑一趟了，河北代表团驻地离我家很远，你坐车过来不方便。我也要到会上去的，等开完会我去看你。”

    我听他说话声音有些嘶哑，以为是感冒了正在休息，不便打扰。挂断电话，我从桌上找出当日的《光明日报》，果然在评论版显赫位置看到杨红莉写的评论“跨时空的心灵会晤——《沃野寻芳》的艺术追寻”。我很好奇，老领导信息也太灵通了，一篇我作品的评论他也能及时看到，是谁告诉他的？

    会议安排很紧张，我只在11月30日上午开幕式见高占祥书记在主席台上就座，后续几天再没有见到他。12月3日上午大会闭幕后，我接到高占祥书记的电话，说他女儿已在职工之家附近的饭店订了雅间，中午一块吃顿饭，让我回驻地后直接过去。因代表们乘坐的车队行驶缓慢，等我赶到饭店，他的秘书李文忠已在门口等候。我跟他走进房间，看到高占祥书记坐在餐桌旁，正聚精会神在几本书上签名，我上前一看，有《照耀生命的第二个太阳》、《高占祥朗诵诗选》，长篇小说《秘密印钞局》，电视文学剧本《纸币硝烟》。我见每本书上都写着我的名字，高兴地说：“都是送给我的，这精神食粮够丰厚的。”

    高书记微笑着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给我带来了新书，我也得回送你几本。本想再给你两本摄影集，太沉了，怕你拿着不方便。”他拍拍那部长篇小说和电视文学剧本说，“这两本你看完给我提提意见，写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本你是内行。我知道你最说真话，不会拿好听话糊弄我。”

    看着这两部厚厚的书，我很吃惊。几年前我写的大型现代戏《七品村官》中央电视台作为全国两会特别节目播出，之后我根据这个题材创作出长篇小说《当家的男人》并改编成了同名电视文学剧本。高占祥书记说：“你在创作领域既能耍刀又能舞棒，游刃有余啊。一个题材能写出多种样式，能充分利用资源，这很不简单！我得向你学习，别的艺术门类我尝试的不少，就是还没写过电视剧和长篇小说。”我当时还以为他是开玩笑，没想到几年时间，他竟然写出了长篇小说并且亲自改编成了电视文学剧本，这是什么样的毅力？

    高占祥书记把签完名的书装进袋子递给我：“这归你了！你送我的书呢？”我把书拿出了递上，他接过去说：“这书设计的很有特色。”

    我听他说话声音依然嘶哑，随口问了一句：“高书记感冒还没好？”他没有回答我，翻看着《沃野寻芳》序言，指着其中一段说：“这评价很到位！”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是结尾部分的一段文字：“这本书中记述的很多故事真实感人，耐人寻味，背后蕴含着很多有关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民，艺术与故土，艺术与仁爱和苦难，艺术与自然和生命等诸多关系。这是喜俊忘我地在诸多生命的河底刨出来的，她越刨越深，因为她是燕赵大地的女儿，好像天降大任于己，她一定要让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奇迹问世，让隐藏了近半个世纪的故事传承下来。”

    我说：“刘巨德教授是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他爱人是吴冠中唯一的女研究生，采访北京这些老艺术家，都是刘教授亲自陪我去的。他是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书稿写完后他们夫妻俩先审读，又分别寄给书中涉及到的所有艺术家审读一遍，大家都满意了才出版。”

    高占祥书记说：“好作品都是精雕细刻打磨出来的，这确实是一本有特殊价值的图书。这个题材不太好写，稍有偏颇，就有可能写成伤痕文学。就像《光明日报》刊登的评论中所说，只有像你这样对农村生活熟悉，对人民有感情且正直善良的作家，才能找到历史和现实的契合点，把生活和艺术的关系阐释清楚，让这段隐藏几十年的历史焕发出光彩。”

    我们说话的时候，饭菜已经摆上桌。高占祥书记说：“今天没叫别人，就想和你多说会儿话。”他女儿看看表，端过一杯水，拿出药让他吃。我一问才知道，他声音嘶哑不是感冒所致，而是前不久刚做过喉癌手术，正在恢复期，必须按时服药。这让我非常震惊！

    高占祥书记2009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我们联系比较多了一些，他每次给我打电话，说的都是创作上的事。在我印象中，他总是意气风发的样子，脑子飞速运转，经常冒出各种新奇的创意。但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他生病的事。得了这么重的病，怎么还能创作出那么多作品？

    高占祥书记喝过药，微笑着说：“其实癌症也没什么可怕的，这几年我做过好几次大手术，都是要命的病。有一次抢救了二十五个小时，迷迷糊糊感觉身边有好多人，抻胳膊拽腿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拼命挣扎叫喊，说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完，你们放我回去！等我醒过来一睁眼，还在病房躺着呢。”

    他指着送我的那袋子书说：“那本诗集里有一首《假如我明天死去》，就是那场大病之后对生与死的感悟，你回去看看，就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想法了。”

    高占祥书记不愿多说自己的病情，话题又转到了创作上，说正在编纂《高占祥文艺集》，这套书涵盖了各个艺术门类的作品，计划出120卷。我被这巨大的数字惊呆了，他不是专业作家，在领导岗位有那么繁忙的工作，什么时间创作出了这么多成果？当我提出这个疑问时，他微笑着说，从年轻时候就形成了习惯，每天有计划，每周有目标，每月有成果。订了计划必须按时完成，时间是挤出来的，人的一生睡觉浪费了很多时间，每天少睡几个小时，就能干很多有意义的事。
听他侃侃而谈自己的创作规划，哪儿像个身患重病的耄耋老人，倒像个朝气蓬勃的青年。说完他的创作规划，又问我最近三年有什么创作计划？我说明年准备出版一部两卷本《追梦者之歌》。2018年创作长篇小说《我的幸福谁当家》，是“当家系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当家的女人》《当家的男人》都拍了电视剧，这部小说出版后也要改编成电视剧。2019年创作长篇纪实文学《齐花坦与河北梆子》，齐花坦是新中国成立后培新剧社招收的第一批河北梆子演员中唯一的女生，她的成长经历见证了共产党对文艺人才的培养，也记载了河北梆子发展史，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重点图书出版很有意义。”

    “你这三年规划很扎实，也很有意义。”高占祥书记又问，“《追梦者之歌》是写什么的？”

    我拿出打印好的书稿目录说：“上卷是报告文学，下卷是散文随笔，是我这些年深入生活的副产品，书稿出版社已审过，准备明年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出版。”

    高占祥书记接过书稿目录浏览一遍：“你采访过这么多模范人物啊？我说你怎么总有写不完的素材，这不是找到了创作源泉，是在生活中挖出了深水井。”

    我说：“这么多年，您一直鼓励我深入生活，不能割断与人民的联系，这本书也是给您的汇报。本来还想请您给作序，看您有这么宏伟的创作规划，身体又没完全康复，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高占祥书记微笑着：“不说白不说，说了不白说，你做出这么大成绩，我再忙也得表示祝贺！明年下半年出书，时间能来得及。”

    这顿午餐吃的是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只记得高书记女儿不断往我盘子里夹菜，促催着：“周老师，这是个特色菜，要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对我来说，和老领导畅谈的精神大餐比这顿精心准备的特色菜肴更有吸引力。

    2017年4月初，高占祥书记把序言发给了我，这篇以《为梦想砥砺前行》为题的序言，既是对我为人为文的肯定，也是对我在创作道路上砥砺前行的激励。

    六

    我最后一次见到高占祥书记，是2021年4月底，4月26日他给我打电话，说4月30日下午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办“一叶之春——高占祥艺术作品展”开幕式，问我有没有时间过去看看。他用惯有的幽默语言说：“这次展出的是我各个艺术门类的代表作，算是一次比较全面的展示，你要是不看，以后可能就看不着了。”

    这难得一见的展览我怎能不去？何况老领导亲自打电话邀请。我赶紧上网订火车票，才知道五一之前到北京的票已全部售罄。我不会开车，朋友们的开车技术也只限于在市内上下班，连进京手续都不知道怎么办理。为保证安全按时到达，一位朋友把她弟弟的私家车和专职司机一起借来，我们一大早从石家庄出发往北京赶。五一假期前夕，路上车辆很多，车到保定以北，突然下起蒙蒙细雨，我担心堵车赶不上下午的开幕式，心里很着急。司机经常跑长途，很有经验，说中午市内车辆少，应该问题不大。为确保无误，我们进京之前吃了午饭，本来觉得时间还有宽裕，进京后才知道，外地车辆不准进三环。乘地铁怕耽误时间，我想打出租车。谁知在路边等了好长时间，也没等到一辆空车。两个画家朋友分头叫网约车，都回复一个小时后才能到。此时离开幕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不知道三环外到嘉德艺术中心有多远，担心再等下去会迟到，情急之下，我们每人在路边扫了一辆共享单车。感谢我的两位画家朋友，她们平时都是开车上班族，很少骑自行车，更没有骑过这么远的路程。我们三人按照手机地图设置路线，穿大街过小巷一路狂奔，终于在开幕前十分钟赶到了现场。

    那天的人太多了，展厅内外人山人海，有文化部、中国文联好多老领导，还有外国友人，各路嘉宾云集这里，都来品赏这难得的艺术盛宴。开幕式在展厅入口处，被举着照相机、录像机的人围的风雨不透，我们站在外围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主持人念名单。开幕式结束，我想和高占祥书记见个面，看他仍被众人围的密不透风，心想这种场合见面也顾不上说话，干脆抓紧时间先去看展览。

    展厅分上下两层，展览以“多元共赏”的策展理念以及作品、影像与文献相结合的展陈方式，涵盖了绘画、书法、摄影、文学、舞蹈五个单元。展出文学作品200多册，艺术作品200余件。绘画单元有国画、油画、岩彩画以及他独创的梦幻画；书法单元有行、草、隶、篆等书体；摄影单元有花卉、风光、人物、动物、光影等；舞蹈单元有他舞台演出和舞蹈生涯的图片、文献资料以及国标舞的纪录短片；文学单元有他多年来出版的各种著作以及文学成长历程中的珍贵照片，还有2016年他曾和我说要出版的《高占祥文艺集》。短短几年时间，这套鸿篇巨制已出版99卷114册。各单元内容丰富，精彩纷呈，是对高占祥文化艺术成果的一次全方位解读。

    让我感到特别惊奇的是摄影单元的“血影系列”和“体内系列”。高占祥书记曾在电话里和我说过，这是他住院期间把自己体内血流图拍成的艺术品，在微信里给我发过几幅图片。我至今也没明白那是怎样的创新之作？但我知道一个重病患者住院期间仍在研究艺术，躺在病床上还坚持写书，需要什么样的精神！也许正是这种对文化事业的痴迷和乐观态度，才让他在一次次与死神博弈中逃生。

    虽然没能和高占祥书记见上面，但参观完全部展览，满满的收获感已让我觉得不虚此行。我们从二楼下来时，恰巧在楼梯口碰到高书记，他陪着好多嘉宾正要往二楼走，看见我，不顾工作人员搀扶，疾步上前拉住我的手说：“你来了？楼上看了吗？”我说，“全部看过了，您先去忙吧。”

    看着他陪众人上楼的背影，我心里不由一阵发酸。与2016年文代会上那次见面，他显得苍老了许多，说话声音更为嘶哑，个头也好像矮了。我想，展厅内这丰富多彩的成果，是他用一生心血换来的。他用常人难以企及的拼搏精神，创造出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实现奋斗目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

    在一楼大厅见到高书记的爱人林阿姨，我说这次展览很圆满，高书记不是年轻时候了，还是要劝他保重身体。林阿姨说：“谁劝也不听，还像过去一样没明没夜忙碌，有天夜里两点累得晕了过去，送到医院抢救，刚醒过来又去写他的书稿。医生说，他身上随便一种病放到别人身上，吓也早吓死了，可他从不把自己当病人。我劝他休息，他说，我就剩这点时间了，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不抓紧能做完吗？我说你累病了，不更耽误时间吗？”

    因我们要连夜返回，车还在三环外，不能再等和高书记告辞，只好匆匆离开。刚走到地铁站口，他女儿打电话问我们在哪儿，说他爸爸在找我。我说已到地铁站，高书记今天太累了，让他好好休息吧，过几天我再给他打电话。

    五一节过后，高占祥书记给我电话，说开幕那天人太多，也没顾上说话，听我女儿说，你们是从三环外骑自行车过来的，心里很过意不去。本来想晚上打电话问问你们回去顺利不，嗓子哑的说不出话来了。我说高书记您太客气了，林阿姨给我打过电话了，我想让你好好休息几天。举办这样一场大型艺术展太不容易了，能饱尝这么丰富的艺术大餐，我们比什么都高兴。

    那天高占祥书记在电话里和我聊了很多，他讲了筹备这次艺术展的情况，又说了后续的好多想法，包括那套《高占祥文艺集》还有十多本没有编完。听他激情澎湃谈创作规划，我甚至忘记了他已是86岁的老人。

    我劝他保重身体，不能再这样拼搏了。他风趣地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小车倒了扶起来接着推！”说完又语重心长补充一句，“你也要注意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能更好的工作。身体不行了，不管有多么美好的愿望也难实现。”这是我和高占祥书记认识40年来第一次听他发出感慨，也是最后一次。

    2022年12月10日早晨，我看到朋友转发的《文化和旅游部值班信息》：“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原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正部级）高占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9日18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我惊呆了，不相信这是真的！在我心中，高占祥书记是个奇人，总是创造各种奇迹。他曾说过，对于病魔，要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战斗力，你越怕它，它越疯狂，你要藐视它，它就无能为力。正是靠着这种顽强意志，他一次次和病魔博弈中都是胜利者，这次怎么就输了呢？我和他女儿联系，想去送老领导最后一程。她女儿说：“因疫情严重，按要求丧事从简，周老师不要来北京了。”

    我呆呆坐着，和高占祥书记相识四十年来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突然想到他2021年五一前邀我去看他的艺术作品展时说的那句话：“你要是不看，以后可能就看不着了。”还有他爱人和我说的那句：“他说我就剩这点时间了，还有好多事要做，不抓紧能做完吗？”

    如此看来，他对自己的生命早有预期，他用顽强的毅力在和病魔抗衡，在和时间赛跑，即便在病床上，也没有停止工作。正如他在诗中所写：

    “假如我明天死去/心里定会热恋的焦急/仅拥有最后一个黎明/我怎能不万分地珍惜/哪怕是千分之一秒啊/也不能让它白白溜去。假如我明天死去/含情的双眼不会合闭/多看几眼祖国的蓝天，多瞧几眼金色的大地/愿我的身躯化为春泥，让祖国的花园更美丽。”

    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正是这种大爱，铸就了他事业的辉煌。那套《高占祥文论集》，记载着他政治人生和艺术人生双轨并行的足迹。

    抚摸着书架上高占祥书记亲笔签名赠送的图书，忍不住热泪长流。看着封面上那微笑的面容，我的心在说：尊敬的老领导，四十年来您良师益友般的教诲，我时刻铭记在心。您的躯体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您用一生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却如燃烧的火炬，会为无数人照亮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