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陵这个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的古邑，从一九一四年旧历十月十三日出生到一九三八年五月离开，我在这个县生活了二十五个年头。虽然，一九三一年到三七年是在开封求学、工作和在上海、苏州坐狱，但仍然要部分地依靠家庭支援。这四分之一世纪，是旧中国彻底崩溃和新中国孕育的伟大时代，帝国主义的肢解，军阀的蹂躏，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敲骨吸髓，卖儿卖女的哭声，自杀杀人的惨剧，充盈大地，惶惶神州好象要沉沦了。有多少人为了忧国忧民而彷徨求索，有多少人为了追求解脱而误入岐途！有多少人为了子孙免于饥饿而劳作不息，自己却终于饿死啊！先辈们态度是严肃的，心地是善良的。可是，为什么他们总得到悲惨结果？这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回答。

    可是，为了获得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又需要经历多少波折和磨难啊！大革命在这几万人口的县城里不过是一阵风。

    可也正是这阵风，吹醒了新的--代，使他们懂得了神灵不过是木雕泥塑，传统完全可以打破，先辈们的遭遇表示着必须彻底革命。于是他们探求新的道路和方法了。我就是受大革命时期老师们启发开始探求新道路的一个，终于找到了共产党。现在新中国正以新的姿态向四个现代化迈进，古老鄢陵土地也必将开出灿烂的现代化之花。

    把往事尽可能准确地记下来，是宿愿。一九四五年整风，一九五五年审干，都曾详细审查过历史，十年动乱中被“四人帮”以“反革命罪”关在秦城监狱九个年头，勒令“面壁思过”，更有时间追忆过去的一切，所以能够写得更为详细。有的地方可能与他人记记不同，那只好请厉史学家去核实了。

    一、家和童年

    我的家在鄢陵县城西南只乐乡罗寨村。生于一九一 四年，取名庚辛。家中主要人物有：

    祖父李德六，字敬亭，是个农村知识分子，喜爱读书和思考，青少年时期考过秀才未中。他拥护戊戌变法，洋务运动，是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人的崇拜者。曾经和几个同学学西方技术，搞过虹吸灌溉设备。失败了，改学中医“不为宰相便为医，不能治世就治人之病’，是他常说的话。治好不少病，颇有名望，请他看病的人很多，他到外村看病不要车辆接送，不论远近都是徒步。家里开着药铺，病家来取药，没有药钱，就赊销记帐。这样一来，药铺很快就赔光关门了。加上村里劣绅捉弄他，“公 推”他 做“支应局长”，给军阀、官府滩派钱粮柴草，不能按期如数交付，就捆绑关押。他一介书生，怎么受得了啊！曾经饮剧毒鸦片、投井自杀。求死不成，去嵩山少林寺出家，又绝不了尘念。回家皈依了基督教，成了许昌基督教豫中信义会的忠实教友。晚年被一教友诈骗了财、物，精神错乱，悲惨绝望地离开了人间。

    祖母郑氏，东名邑人，一九一八年左右病故。

    父亲李观海，是刻苦勤劳，忠实宽厚，有心计，会经营的农民。我记事的时候，他就是全家的经济主宰。主要种植粮棉作物，也兼营烟叶，种过红花；也是桐粮间作套种的先行者。村西有一块地，他种烟叶或粮食，种泡桐，育苗伐材，轮作多年。他终年起早贪黑，四季不闲，千方百计，增殖土地。十几年间，终于由中农上声为富农，土地由原来的三十多亩，增加到七十五亩。一九三〇年起，每年雇个壮工。后量力退租，一九三五年又降为中农。随着小农经济的日益没落，加之一九四二年河南“水、旱、蝗，汤”等原因，病饿去世。

    母亲梁氏，东贤庄人，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敬公婆，爱抚子女，白天操家，夜间纺织。她生我兄弟妹妹五人。一九二四年春在县城避乱时，染伤寒死去，接连又死去了我幼弟三人。

    大姑李琴，一九二〇年嫁与福村王“买地客”。所谓“买地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颐中英美烟草公司的经纪。那时，英美帝国主义想在许昌周围各县开辟像美国那样的烟草种植园，先调查了土地适宜性，勾结北洋军阀官吏，雇佣当地人为经纪人，与地方地主豪绅洽商购买土地。福村王这个姑丈是其中之一。家人为了贪图势利，将李琴嫁与他，并把家中好一点的家具全部油漆一新作赔嫁。其实，由于人民群众反对，地主豪绅也怕吃亏上当，成为丧家之犬，加上英、美帝在大战期间无暇顾及此事，买地活动已经停止，经纪人也无势利可言了。李琴嫁去半年多时间，幻想破灭，又不堪冷落，抑郁病死。

    叔父李连海，青年时代非常聪明能干，务农为工都是好手。一九二三年我家进城避乱，他留在罗察参加了红枪会，家中设坛练武育才。后来被诱吸鸦片成瘾，逐渐堕落腐化。祖父曾三次将他捆送县政府戒烟所，终不悔改。叔父固然鸦片成瘾，但也不能说没有社会原因。

    小姑李鲽（后改名为李保真），二十八岁尚未嫁人，一九三二年祖父将她送许昌基督教乐道院做保育工作。

    妹李新月，一九三二年嫁与康庄康海青为妻。在那荒年饥岁的年头里，死里逃生，幸免一死，至今尚在。

    继母丁氏，一九二五年嫁与我父。生三子，二弟保善在罗寨务农；三弟保信，在平舞特区任商业局长；四弟保义，在许昌县委（现为：建安区）宣传部工作。他们借助解放后的社会条件成长起来，三弟、四弟又参加了革命工作。

    我童年时代的家庭社会环境就是这样。从记事起，几乎年年死人，天天避乱。祖父对我最关心，常年睡在他的脚头。他虽然热心爱人济世，对我却完全是封建教育。识字背书，完不成作业就罚跪挨打。母亲也不敢劝解，只能在背地里安抚一番，最后总是说：“可好好用功啊！不要再惹爷爷生气了！”。除了夏秋被派往村外看庄稼和春节到外婆家可以玩几天外，几乎没有任何幸福、愉快的记忆。但是，我感谢家人把我抚育成人，培养我勤劳朴素和学习思考的习惯，激励了我的探求精神。特別是祖父，他是我的文化启蒙老师。一九二三年进县城考高小时，我已经读完了《四书》和《诗经》》），考上县立第一高小全靠能缀三四百字的短文。否则一个阿拉伯数字也不识，数学题根本没做，是考不上高小的。我在县城上初中和到开封上高中，都得力于祖父的支持。

    二、高小和初中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在鄢陵。）一九二二年冬，祖父带我到县城避乱，住在亲戚家。他在城里有不少熟人，到处转游。城隍庙、插花庙、泰山庙、万国道德会（在文昌庙）理门公会、同善社、福音堂，烧香磕头，降神扶乩，抽签还愿，礼拜祷告，我们都能进去看个究竟。最有趣的是东岳泰山庙，建在挖护城河泥土堆起来的小山上，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庙内神像雕塑精美，玉皇大帝、十殿阎罗、文武判官、牛头马面，栩栩如生。对恶鬼刀辟锯解、磨研油炸，更是逼真。如果保存下来，可算得上精美的艺术品呢。二三年春，县立一小（书院小学，下寺小学为二小）春季招生，我被录取入学。当时校长是全县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拔贡尹绍甫，语文教员马骥，历史教员是清朝末科秀才陈策，数理、自然教员是陈瑞霖，他还兼过教音乐，同班同学有马其昌、程春田、张景新，马骐，陈念仁，姚成都等三十余人。语文第一课是“杨继圣”，学的第一支歌是“庆云歌”。歌词是：“庆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国歌，国的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尹拔贡虽不兼课，却很爱给学生讲课。尹绍甫学识渊博，熟悉历史典故。他讲起杨继圣怎样弹劾严嵩，严嵩怎样害死杨继圣的故事，十分动听。杨继圣，号椒山。说到杨继圣死，竟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抽泣着问学生，“你们知道历书上有些日子下面注着“扬公忌”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吗？“杨公忌”就是杨椒山受拷打的日子，一年有五六 十个“杨公忌’就是杨椒山一年受五、六十次拷打；有的月份一连儿天有‘杨公忌’，就是杨椒山一连几天受拷打。活活被折磨死了。后人纪念忠良，在历书上，千百年不变。自那以后，明朝就乱了。李闯王造反，祯崇逼死煤山，清兵入关称帝。现在又是乱世。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英国达尔文讲进化论，人类进步了。明清两朝都不过二百多年。光绪年间戊成变法开始乱，接着闹出辛亥革命，越闹越乱。我看袁世凯‘洪宪’称帝不成，他不赞成。孙中山推翻帝制闹革命，主张‘尊王攘夷’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他骂日本是忘恩负义，学了中国文化反过来又欺负中国人。”老拔贡是反帝爱国的，但他在那个对期，还是封建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

    后来，土匪猖獗，全家搬进县贼，住在文庙西侧一带洼地草房内。一九二四年春，城内人口密集，空气污浊，极不卫生，伤寒瘟疫流行，三四个月死了上千人，我家除父亲外，全家染病，死母弟妹四人。我病愈后又生疥疮，辍学一年。

    一九二五春复学，当时大革命高潮在我县亦有较强的反映。大革命高潮促进了我校的学生运动，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托着长烟管，穿着长袍短褂，步履瞒珊的校长尹拨贡被学生们逐出了学校。新校长是新派人物孙志仁，他梳着小分头，留着八字胡，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拿着“文明”（手杖）非常神气。孙志仁的儿媳冀翠屏也是新派，是我县第一个女教员，在二小教书，剪发头，穿裙子，更是引人注目。上海艺专毕业的音乐、美术教员于泽久还穿西装呢！他的同学路延玲，在二小任教，也都是新派。路老师有时也来我校代课。学校后院操场上，设了足球门，还砌起了垒球台。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新鲜。新派校长，带来了不少新派老师，大革命在我校非常活跃。

    开学不久，孙志仁召集全体学生讲话，很悲痛地说：“同学们，孙中山先生逝世了，这是我国的大不幸。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之父，是东方伟人，世界伟大政治家，是我们的领袖”“领袖就是头领，蛇无头不行，人无头不活，所以领袖最为重要，领袖逝世是最大的损失。真是天时不利啊！世界上接连死了两个领油，一个是俄国的列宁，一个是中国的孙中山他们二人还是好朋友。孙中山说，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就是以列宁为师，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三民主义，就是以
俄为师”。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列宁的名字。孙志仁宣布，全国都要开追悼会，追悼国父孙中山，全县各界追悼大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我们学校马上做准备。
全校忙起来了，做纸花，扎花圈，每人发一条黑布做黑纱。还组织起音乐队。大个子同学马其昌，张景新扛大洋鼓，吹洋号；我们小个子同学参加吹横笛，天天排练，好不热闹。

    为了开会场地，国民党党员张一农和县长（据县志稿应为叶复元）争执起来。张一农可能是鄢陵县最老的国民党员，绰号叫做“激烈”，他是负责筹备县党部的，张一农主张追悼会在县政府大院开，因为孙中山是国父，是领袖。县长主张在城隍庙门外广场开，因为追悼会是办丧事，在县政府开不吉利，皇帝死了也没有在县大堂做丧事的先例。张一农发火了，骂县长是老封建，贪官污吏，反革命，县长和他对骂。张一农盛怒之下，打了县长一耳光。我们同学听说这事，说：“好家伙，打了县长还了得，要抓起来坐监的。”可是，恰恰相反，县长辞职不干了，张一农大获全胜，因为纷纷谣传，蒋介石领北阀军打败了五省联军孙传芳，攻占了长沙，快占领武汉了。军阀岳维俊的队伍，也向东移驻扶沟县，因为鄢陵离火车路太近。县长失去了军阀的支持，以后只好辞了职。

    追悼会是“五一”前后在县政府大院召开的，名曰：“鄢陵县各界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民众大会”，约二千余人参加，县长，孙志仁和各界代表都讲了话，十分隆重。

    接着是以学生为先锋的革命高潮。打神破庙，劝放脚，禁大烟，一小的学生由马骥，于泽久老师率领，列队参加，张一农总是现场指挥。城西关“插花庙”的“送子观音”，被学生用大绳套着脖子拖倒了，还愿的信徒们送来了层层叠叠堆起的成千上万的布娃娃、泥娃娃、木刻的娃娃、弄得满地都是。城隍庙的城隍爷。城隍奶奶是木雕活动关节，被学生们扯去龙袍，拆开关节，木雕肢体到处扔。文武判官，牛头马面也被推倒肢解。学生们还到地主豪绅家收缴鸦片烟土，烟枪和烟灯，集中起来在县城十字街成堆成堆的烧掉。还有劝放脚宣传队，由大个子带队，配上几个小个子，七八人，十来人一队，到居民家宣传放脚的好处，小个子钻到房里把小女孩的缠脚布扯下来，用棍子挑着在大街上喊口号，做宣传。做这些事，学生们是有分工的。搜烟枪、劝放脚是小个子动手，大个子助威；打神时，是由大个子动手，小个子助威。我们班的大个子马其昌，张景新表现很勇敢。

    六月初，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声授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工人大罢工，县城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学生们列队上街到商店搜查日货。在东大街路南一家京广杂货店查出日货，当场捣毁，把店掌柜拖出来要带到县政府当作汉奸惩办，吓得店掌柜在地上直磕头，最后罚款了事。六月十一日，校长孙志仁翘着八字胡，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坐着人力车，后边跟着一队学生，手拿小旗喊口号：“六月十一日，日货绝迹！反日爱国，工农协力！打倒贪官，肃清污吏！国民革命，一定胜利！”孙志仁喊一句，学生跟着喊一句。

    当时，音乐于老师教了一首歌，名曰“黄族”。歌词是：“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且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要唤起民众齐奋斗，实现民族，民生和民权。神州开遍自由花，中华民国万万年，万万年！

    “打倒列强”歌也流行了。歌词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网；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

    我的高小学生生活，一九二五年底结束了。是在大革命高潮中离开县立第一小学的。

    一九二六年县立初级中学招生，入学考试取得第一名。这时家人已搬回罗寨，“金榜题名”，家设“祭田碑铭”，励志进步；喜上眉梢，继母丁氏已娶到家。本来父亲要我到“老太和”中药铺学生意，祖父陪我留住城里，准备拜师。就是因为考了“第一名”，使祖父改变了主意，坚决让我续读。可惜春季招生只录取了三十来人，不够开斑。学校通知暑期补招后正式入学。祖父让我在文昌阁跟姓李的秀才补习国文，跟做生意的亲戚学珠算。祖父一个星期到十天从乡间背一竹篮干馍来，我自己烧点开水喝。学校上课以后，就是我自己每星期六下乡，每星期天从乡下背干粮到城里了。交不起宿费，寄居在文昌阁西隔壁地主杨位勋家，受尽了他的白眼气。

    一九二六年秋季入学，读了一个学期。一九二七年军阀混战，春季学校停闭半年，秋季续读第二个学期；一九二八年读了第三、四个学期；一九二九年读第五个学期，一九三〇年孙发英、刘黑七、王老五、萧之楚等土匪军军阀时来骚扰，后来是蒋、冯、阎大战，开学只有儿天便停课了，这一年，我在罗寨基本上是种田。父亲总是说：“算了罢！这年头上什么学，已经会打算盘能记帐了，找个生意做吧！”我已经被当作“大人”使唤了。挑水、打扫院子、喂牲口是份内的事；地里活，场里活也干的不少。厨师杨宜妮的儿子全喜在我家做雇工，我们关系非常好，同食，同住，同劳动。但是，我也没有忘记复习英语和数理等功课。祖父手风颤了，替村人写春联、庚帖、寿幛都是我执笔。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复学，读完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名列第三。又是这个名次，使祖父支持我到开封考高中，和父亲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初中期间记忆最深的是指导主任刘鸣梧老师和牛运昌老师。牛老师是很有才华的人，同学很敬重他。刘鸣梧老师在县中任指导主任，是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和二八年上半年，这期间，他带领学生作过如下活动：

    （1）国民党县党部星期一上午总理纪念周，或者在文庙大殿，或者在关帝庙县党部礼堂举行，刘鸣每次都带学生参加，有时还选几个学生列席傍听县党部的会议，我就去过几次。

    （2）给我们讲“党义课”，既讲民族、民权、民生又讲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既讲孙中山的伟大，又讲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成功的事迹。

    （3）刘鸣梧在校内开展群众性的学习活动，组成由课业老师指导，学生自愿参加的课外活动组织。我班组织了英语（指导老师牛运昌）、数理（指导老师王独臣）、史地（指导老师陈策）、文艺（指导老师刘鸣）等研究会。我参加了英语研究会，担任召集人，同时还参加文艺研究活动。

    （4）一九二七年“双十节”在县中大操场举行了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刘老师组织了演讲、歌咏和演戏活动。记得师范班有好几个同学登台演讲，阐述北伐胜利的意义，说国民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一定要实行等等。歌咏队唱了“工农兵歌”，歌词是：“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工农兵，联合起，齐奋斗，完成革命；我们团结，我们英勇，我们奋斗，我们牺牲，打倒那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我们奋斗，我们牺牲，国民革命，定要完成，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县立一小、二小的同学演出的是“麻雀和小孩”“葡萄仙子等”，还演唱了“国旗歌”。歌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我们的国旗放光明；三民主义要实现，努力奋斗求大同；三民主义要实现，努力奋斗求大同。”

    我们学校演出了话剧“贫女泪”。故事梗概是：佃户交不起租，被迫将女儿嫁给地主，当小老婆，因不堪折磨，服毒自杀。父母来追问死因，被地主撵了出去。同班同学高庆饰贫农女儿，我饰地主家的丫头，马其昌饰农女之父，会拉河南坠子琴的张姓同学饰贫女之母。演这出戏时，台下不断高呼口号：“打倒土豪劣绅”！“妇女解放万岁”！当时，还拍了几幅剧照挂在校长室。

    大革命在鄢陵的最后一个波澜，是一九二八年“三。一八”惨案两周年纪念日，县城举行的“鄢陵县学生及各界民众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地点在城庙门外广场，旧戏台做主席台，县城各校全体学生都参加了，连同商会等群众团体约二千人。这次大会张一农好象没有出头，刘鸣梧是主要组织者。他让我当大会主席，主持宣布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开始，全体肃立，宣读总理遗嘱、默哀，接着刘鸣梧和学生代表，各界代表讲了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和拥护国民革命的话。各界代表讲话后是呼口号。游行散会，大会从上午九时开到下午一时。“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等口号声此伏彼起，群众挥动的小纸旗象翻腾的浪，群情激愤，十分动人，真有点革命的气氛呢

    牛运昌老师教英语，后兼教国语和作文。他平易近人，喜欢学生到他办公室去玩。教课善于启发学生学习和思考。他把许多成语译成英文，如“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月月月明，八月月明倍清澈；更更更鼓，五更更鼓最凄凉”等等。既学了英语，又得到思想启发。我很喜欢英语，他经常把自己订阅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周报》借给我看。他鼓励我学写作。曾写了一篇《暑假期间一片断》的散文小说，他热情地加以修改，并寄开封《河南日报》副刊（未发表）。

    刘老师和我们相处了两个学期。

    一九二八年五、六月，刘老师忽然不大见面了。听说他经常到县党部开会，有时深夜才回来。偶然碰见，他也是面色严峻，匆匆忙忙，向他请示怎么活动，他总是说：“我有事，你们自己去做”。学校里空气顿时冷清下来了。住在县党部附近的同学悄消地说：“党部里还吵架呢。”

    一九二八年秋季开学，听说国民党清党了。暑假期间在学校办了“党务训练班”，，教室的墙上还残留着“打倒跨党分子”，“肃清赤化分子”等红绿纸条的标语呢。听说师范班的同学梁炳炎被开除了，也有人说他被抓起来了。刘老师不在学校，所有的课外活动都停止了。每星期一上午参加总理纪念周，改为上“党义课”。讲党义课的就是那个绰号叫做“激烈”的张一农，他尖着嗓子，踮着脚，做着夸张的手势，激动起来会握起拳头擂桌子。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精彩”批判，我至今仍未忘记。他说：“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是对立的。讲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伪三民主义，假三民主义！联俄就是反对民族主义，联共流是反对民权主义，扶助工农就是反对民生主义”。他进一步论证说：“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能联么？共产党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是独裁，独裁还有民权么？工人农民四万万，浑浑噩噩，不扶持他们，他们还要当土匪抢砸人，扶了工农，国民大众还有好日子过么？那还有民生么？”他的结论是，“三民主义一点也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孙中山死了，蒋委员长来实行！”多谢张一农对我的启发。他使我思想开了窍，下决心探求一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三大政策的真谛。

    牛运昌老师在校时间长些，记得三一年，他当了县中校长，但还兼课，刘鸣梧是我的第一个政治启蒙老师，他使我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懂得了公民责任。牛老师使我在学业上得到长进。毕业后我能同时考上开封高中和河大附中两个取分很高的学校，外语和国语两门课基础较好，思路较开阔是决定因素。

    完了。大革命在鄢陵县的反映，只不过是军阀混战的枪炮声，劳苦人民啼饥号寒的惨叫声和一小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子带领青年同学高呼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声，互相交织的一组悲怆的合奏曲！现在，演奏结束了。政治形势由军阀混战走向了蒋介石反动统治。校园东门外临操场的墙上一幅标语的修女，反映了这个变化。标语原来是“读书莫忘救国，救国必须读书”。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改为“读书就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两个字的巧妙修改，表示着校门关起来了，不准学生参政闹革命了，与此同对“打倒列强”的歌词，也被群众讽刺地改为：“烧饼油馃，烧饼油馃；脆麻花，脆麻花；三个铜钱一个，三个铜钱一个；快来买，快来买！”大街小卷，成群结队的孩子们唱着这支歌。

    三、我在苏州军人监狱坐牢

    一九三一年秋季入河南大学附属高中德语班就学。准备学医。开学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沈阳事变。河南大学师生的抗日运动立即兴起。当时还没有识破蒋介石委过于张学良的骗局，我还是拥蒋抗日的。

    二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后，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在河南大学图书馆读了不少政治书籍，创办《反帝周刊》，编导五幕话剧《国仇家恨》在河大校园上演，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有了比较，思想开始左倾，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革命的力量，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九三三年入党，在开封南关做了一段地下工作。

    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判入苏州军人监狱。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我在国民党苏州军人监狱坐牢时，家人对我的支援，我永远不能忘怀。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监狱生活条件极差。吃的是霉烂变质的仓脚米，掺杂着稻糠米虫、鼠粪、砂石，打来饭臭味扑鼻。所谓菜，全是市场来的垃圾菜皮，盐水煮熟，一大桶汤，面上浮几个油花，这要分给全监房一百多人吃。医疗条件更差，肺病吐血多年的难友也得不到治疗。文化生活根本谈不上，片纸只字、一寸长的铅笔头，都是犯禁的。难友们真是困难啊！一块肥皂、一条毛巾、一支牙刷、一袋牙粉，都没有来源。因为极大多数同志都和家庭断了关系，亲朋们更不敢接济共产党人。

    我们同牢房的有张惟一、王抚之、何建初，他们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前辈，还有文学家彭柏山，他是鲁迅培养的青年进步文学家，他和文艺评论家胡风有联系。我们经常研究讨论如何坚持斗争，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当他们知道我的家人信基督教，祖父是许昌基督教豫中信义会的教友的时候便提出要我写信给豫中信义会转我的祖父，同家建立联系。整整两年中，我祖父都按月给我寄四十元，或二元五角钱接济。那真是宝贵的支援啊！当时二元五角钱可以买十条毛巾，二十支牙刷，五十块肥皂或五十袋牙粉，对革命的难友们该有多大的帮助！监狱规定每半月买一次东西，我的钱大都是买日用品接济难友们了；有时买几瓶鱼肝油等药品给生病的同志。

    后来，为了争取有点文化生活，彭柏山出主意，要我向祖父要《圣经》，要《五经》《四书》，要《红梦》《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等。祖父都寄给我了。除了《红楼梦》，因监狱当局忌“红”以外，都给我们了。同室的难友们争相阅读，我们还开讨论会研究基督教义，孔孟思想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彩响问题。《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和《寺经》最受欢迎。张惟一、彭柏山都依照这些书研究唐诗。

    这些书籍虽然全无现代革命气息，却都是欧洲的和中国的优秀文化历史遗产，经过张惟一、彭治山等理论素养高的同志用马列主义观点进行探讨分析，使我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和分析批判的能力。老前辈们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对真理的探求精神，到现在都是推动学习和研究的动力。

    一九三七年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于八月十八日无条件释放。那天同时释放的还有李宗林同志（解放后任四川省委统战部长兼成都市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两人都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对于政治局势更无正确的了解。他家在四川，长期没有联系。我家有联系和接济，祖父还懂医术，于是我提出带他回家，先治好病，再作道理，他当即同意我的主张。

    那时敌机轰炸，交通时断时续。我凭着国民党发的《出狱证明书》一路讨饭，一瘸一拐，照顾着李宗林，辗转流离，九月上旬才到开封，找党的关系，没有找到，便回许昌我的通讯处基督教豫中信义会。祖父已接到信，在那里等候。见了我们，号啕大哭，赶快给李宗林处方治病，又找到西医院买药。在许昌住了半月，月后李的病情稳定了，我们通过报纸知道国共合作的大局了，知道洛阳有八路军办事处，郑州有接待站，祖父劝李同我一起回乡养好身体再谈其它，李坚决要去延安，我也想去，那对我患有肺结核和肠胃病，祖父死拉硬劝不放，经治疗痊愈,于是，给李筹了30块现大洋路费，送他上火车。大约一九三七年九月底，我回到了罗察。这时我更名李朴人，不再用过去的名字李庚辛了。到解放区后，因“朴”的同音字太多，往往写错，又更名“波人”沿用至今。

    抗日战争初期我出狱回乡，曾和祖父多次讲共产主义、闹革命和同国民党联合抗战的道理，他对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是拥护的，对我们县的抗战活动是支持的。据说，在我离开家以后，李季坤同志等还常到我家来，以此为据点，与地方同志联系。

    四、重返鄢陵

    （抗日战争初期鄢陵县的统战工作）

    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初，全国进入全民抗日战争时期，我回家乡罗察没有几天，托福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救命恩人来了，鄢陵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季坤、楚光甫到了俺家开会。问长问短，寒喧了一番。接着李季坤说，“你上初中我上小学，你上初三我上初一，咱们是同校同学，听说你回来了，特地来看望你”。我问，你们怎么知道的？他说，你这个全县知名的共产党坐牢回来，没到家就传开了。谈谈你的经历吧！

    我把入党入狱出狱等情况说了一遍，拿出苏州军人监狱的《释放出狱证明书》给他们看。他和楚会心地笑笑说：“还是自已人。”接着李介绍楚是中共豫东特委的巡视员。他自己也是党员。随后，他们把党的文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中央关于‘七·七’事变的宣言”等，拿出来给我看，讲解了国共合作抗战形势。李说：“县党部书记长左石鳞是县中中师范班学生，比你高一年级，他弟弟左玉麟是你班的同学。你出面和左做统战工作，你看怎么样？”

    我正在犹豫，楚光甫说：“那你别怕！按党的指示办事，具体事由李季坤做，你出个面，有事多商量就行了。你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好说话。”

    真是喜出望外啊！一路找党没找到，现在党找上门来了，又是马上去县城工作。当时兴奋极了。我们谈到深夜。第二天我就要和他们同到县城。他们说：“咱们不能一起走，你缓几天再去，去得太突然不好。”过了两天，我直气壮地诉家人去县城找事做，祖父、父亲都高兴。还给了路费。

    按照事先商定，我去县城后直接去县党部找左石麟要求做抗日活动。那时国共合作还处于暂短的“密月期”。他对我这个公开的共产党的要求不能不表示欢迎。左石麟说：“那太好了，咱们县文化落后，正缺人手。你是大地方呆过的，国共合作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事。”随后，他拿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文件给我看。这文件名曰《安置异党派流散人员办法》，大意说，对于共产党的流散人员，要尽量就地安置下来，给以生活出路，不使流离失所等等，我明白，这是要把我们这些失掉组织关系回了老家的人，由国民党使用，不让我们再找党。左说：“中央党部指示很明白，咱们也开诚布公，县党部没有宣传干事，宣传工作是我兼，《民众周报》也是我编。现在这样办，你担任宣传干事，主编《民众周报》宣传抗日，每月廿四元经费，你看好不好？”我说：“你倒出了个好主意，我考虑考虑再说，”

    向李季坤同志汇报后，李说：“他的宣传干事咱不干，《民众周报》倒可办，宣传经费正需要”。并说，“你先把《民众周报》接下来，过几天再向他提出组织抗日团体，看他怎样。”

    事后，我告左说：“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宣传干事还是你兼好，我帮你办《民众周报》吧，编好请你审定后再誊写复印。”左高兴地答应了。

    《鄢陵民众周报》是四开四版的石印板。写石印板的是苏岗人苏雨亭，四十多岁，一脸麻子。他是县党部的录事，月薪十五元。人诚恳老实，我在城时，经常和他同住在县党部后院东房里，相处很好。我主编了四期周报，每期稿子都是和地下党负责人李季坤商量编写的，尽量利用蒋介石国共合作发动群众抗战的话，什么“人无分男女老少，地无分南北东西”之类，改头换面地表达共产党的主张，我记得“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改头换面地登出来了，还登过一些新华日报的文章内容，以及八路军的抗战消息。后来成立抗日青年救亡宣传队，把章程也登了，还登了成立会的消息。

    成立抗日组织的事，也实现了，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鄢陵县抗日青年救亡宣传队”，简称为“抗日宣传队”。团体名称和组织形式都是李季坤和楚光甫商定的，实际是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围外组织，抗日青年救亡协会（简称“抗青救”）的鄢陵分会。我出面拟定了章程，贴出了征求团员的布告，李季坤、程延落、牛永茂等同志陆续报名参加了。办公地点在关帝庙月台上大殿县党部礼堂。成立时，公推我为队长，李季坤为付队长，聘请左石鳞讲为总指导，县党部组织干事晋裕厚为付指导。有了合法名义，有了经费来源，事情就好办了。

    宣传队成立时只有十七八人，寒假间，外地上学的青年张静霞等来参加，增加到三四十人，马其昌、程春田（农）也参加了。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人数最多，可能达到七八十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宣传队首次出县进行活动。那次是向西南方向到小岗（牛永茂家），义女（我姑家）东贤庄（我外婆家），罗寨（我家）等地。所到之处，我们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找村保长和乡联保主任发动群众搭台演讲抗日救亡道理，演抗日戏剧，唱抗战歌曲。我们有意识地吸收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员，参加抗日活动。出县城活动曾有多次，西边到过五女店，北边到过南、北曹，南边到过望田、陶城，还到过逍遥镇，同西华县地方党和抗日团体建立了联系。外出宣传，对全县人民，特别是进步的小学教员和知识青年，有较大的影响和启发。一九三八年底我在周家口河南第七行政区专员公署办抗战建国干部训练班时，民先总队刘玉柱同志刚从鄢陵视察完毕，他告诉我，鄢陵的工作不错，把全县都搞开了。

    左石麟对我们，开始时还表示热情，宣传队成立后在城内活动时，他就开始不安了。出城活动的事，我们有时先斩后奏，有时先奏后斩，回来之后，总是规规矩矩向他和晋裕厚汇报工作，报销经费，他也无可奈何。但他内心总是怀疑我们，对我们慢慢变得不冷不热，若即若离。我们第一次出城时，他就借口我的事多了。把骗《民众周报》的权收回去。后来向他汇报，他也不愿听了。要他批报销经费的单子，他总是拉长着脸，不高兴。

    一九三八年春节，我回罗察，趁机把青年组织为“抗日寨防队”，以李玉昌、常士祥等人为首，共四十来人，每晚巡寨打更护民安全。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奉李季坤之命，送一个女青年到午阳河南大学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在骑河寺见了范文澜、嵇文甫和河南省军委负责人廖弼臣，还见了河南民先总队负责人杨某。廖和杨都是延安派来的干部。去午阳路经临颖，依李季坤介绍，往返都住陈麟阁家，与他建立了联系。

    一九三八年四月间，国民党某部过鄢陵，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六战地服务团随军到鄢陵，县城内大街小巷顿时塞满了军人。我们正在县党部礼堂活动，左石麟、晋裕厚办公室的后院也有军人出进。当时空气有点紧张，我们就酝酿着下乡分散活动。第二天，县党部的勤杂工给我送了一张名片，上款是：中央军委第六战地服务团中校干事，人名是王某某。名片背后写请我到东大街路北某布店去谈谈。他在那里等候......。

    我对这个约请，非常警惕。去了之后，他先自我介绍，说是南京监狱出来的，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恢复了组织关系，党派他到战地服务团工作的。问我几时出狱，为什么不去延安，宣传队有无党组织，有无民先组织，有多少人员等。听了他的自我介绍和提问，我就明白这个人是假党员，是在玩花招套我暴露实情。他刚到鄢陵县城，怎么就知道我的姓名和情况呢？哪有不经党组织的介绍，就自称共产党员，同素不相识的人谈论党组织情况的道理呢？我径直告他，我没有组织关系，也不想去延安。县里有无党组织，有无民先队组织，我不了解。宣传队是县党部领导成立的，书记长是总指导，人员名册都在县党部。

    事后，我就到李季坤家汇报了情况，李笑着说：“对，就应该这样说，让他找左石鱗了解情况吧！这一定是左石麟的鬼。”李又说：“我们已通知分散下乡了，等军队走了再集合。你也下乡吧！”

    我当天下午就回罗寨了。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左右，李季坤来了，告诉我说：“由于形势复杂化，你的共产党员公开身份对工作已经不利，豫东特委决定调你到西华另行分配工作。”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早已听说西华县是半公开的共产党领导的秘密根据地，这一次可以回到党的怀抱，在党的领导下放手进行工作了。大约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我拿着李季坤的介绍信，先到康庄看望了妹妹李新月，然后东行，路经红花集，到了西华陵头岗普理小学，找到了豫东特委组织部长王其梅同志，接上了关系。

    从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底，我在李季坤同志领导下做了七个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于鄢陵县的发动群众抗日，掩护地下党的活动，起了一定作用。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同志和王其梅司志对我这段工作表现，给了积极的评价。所以，很快就给我正式恢复了党籍，把我派到魏风楼那里做统战工作。不幸的是，楚光甫失踪了，沈东平同志说，很可能是被地主武装暗害了，我和楚光甫只见过几次面，但印象很深。他和李季坤是同年，他们都比我年纪小，但政治上都比我成熟。楚光甫同志的牺牲，使我黯然良久。“为有牺性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楚光甫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遗愿，总是后继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