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凤楼崛起的时势与背景

    我认识魏凤楼是在 1938 年5月，是党的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派我到那里工作的。

    当时，正值抗日战局的紧张转变关头。国民党集中了几十万大军在台儿庄和日军进行了规模宏大的会战，并且取得了胜利，华中地区的广大军民实指望国民党军队乘胜前进，守住徐州。万万没有想到，徐州竟于5月19日弃守，部队一个劲西撤。津浦路被日军打通了，陇海路全线动摇，眼看商丘就要失守，开封难保，郑洛恐慌。我们党看穿了蒋介石是下决心把自己的军队撤往豫西山区，把华中地区丢给敌人。于是，5月 22日发出了关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党的河南省委在陇海线以南、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口)信(信)公路以北的广大地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准备打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

    在这个广大地区内，河南党有两个可靠的据点，一是确山县竹沟镇王国华同志坚持的红军游击根据地，一是沈东平同志创建和领导的西华县三岗(陵头岗、苗里岗、都成岗的总称)革命根据地。由周恩来等同志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作为华中地区党的总指挥中心紧张地工作着，部署和组织了李先念和彭雪枫为首的两支游击队。李先念的部队在武汉周围及其以北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彭雪枫这支部队，是要准备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豫东、皖北、苏北这一广大战略要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西华县，便是彭雪枫东进的必经之地。

    当时西华县的情况是很好的，由于县长楚博是坚决的抗日派，接受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沈东平同志的推动下，彻底改组了区乡政权。第二、三、四区区长由我党党员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担任，第一区区长(城关区)由魏凤楼担任。乡级联保主任也都换成了我党培养出来的党员干部、民先队员或积极分子担任。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西华县抗敌自卫队团及其各区团。楚博任抗敌自卫团司令，沈东平任参谋长，魏、胡、屈、侯等人分任副司令兼区自卫团长，合计起来有 1000 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各乡村也都成立了自卫队。西华县的这种国共合作武装抗日的政治军事局面，是在我党豫东特委的卓越领导人沈东平主持下艰苦缔造的。

    在河南省的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方面，当时大都是主张抗战的人，这就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河南省主席商震、河南第七行政区专员刘莪青。这些上层人士，都是同我们党有交往的统一战线对象。而当时身在重庆的冯玉祥将军，他是坚决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他也指示他的旧部组织武装力量在豫、皖敌后抗战并有趁机重建西北军体系的打算。所以宋克宾、蔡洪范、张岚峰以及河北的鹿钟麟，豫北的孙良诚等人都组建了多少不等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当局对于在它已经抛弃的地区的各种各样的武装力量，也本着“让杂牌军挡头阵”、“异已的力量让敌人来消灭”那种利已主义心理，都一一加以承认，封官加爵，而实际上是枪弹一支不发，给养分文不给，听其自生自灭。

    看来，党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分析，并根据魏凤楼本人的条件，才决定通过党的工作和统战关系把魏凤楼扶植起来，作为我军进军豫东的桥梁的。

    入党和出任扶沟县县长

    在特委决定我去魏凤楼处工作的时候，沈东平给我详细介绍了魏凤楼的情况。东平说，魏出身很贫苦，大约是 1913 年冯玉祥在信阳招兵时入伍的。冯玉祥看他为人忠厚，练兵吃苦，打仗勇敢，调在身边当卫士。后来被逐步重用，曾当过冯的卫队旅长，少将军衔，1926冯去苏联考察，魏是随行人员之一。冯搞国民军，打北洋军阀，大革命后期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搞调和等等，这一系列过程魏都经历了。1933 年察绥抗日同盟军，魏和吉鸿昌同志都是军长，魏也表现积极。但他和吉鸿昌不能相比。吉鸿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在天津被捕牺牲了。魏却回到西华家乡经营他的果树庄园，不问政治了。“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就派胡晓初出面动员他出来参加抗战。待冯玉祥给他来信要他出来抗战之后，他才积极起来。魏被楚博任命为第一区(城关区)区长是经过我们做工作的。原来一区区长是胡晓初，胡主动让给魏了，并且把区大队武装大部分留给了魏，魏凤楼表现很愿意靠拢党，曾多次要求派干部到他那里去工作。

    当我表示力不胜任时，东平同志说，西北军的特点，就是比较能和共产党交朋友。这股力量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左派。他们同帝国主义没有什么联系，总的讲是反帝爱国的。在这一点上西北军同我们党有共同目标。但正是由于西北军属于地主资产阶级范畴，他们仍然是军阀，占了地盘就依靠地主资产阶级缴税纳粮来支持。只相信枪杆子，不相信群众，没有根据地思想。所以，他们对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很积极，对于发动组织群众没有兴趣。西北军的领导人中，政治态度很复杂，前言后行往往自相矛盾，其中有些人把“为国为民”当做口头禅，但在关键时刻又依靠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和地主大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以致跟着跑。这是西北军的致命弱点。当然冯玉样带兵、治军、打仗都有一套，所以能称雄一时。因为他不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最终被蒋介石排挤，招致失败下野的悲剧。现在魏凤楼正需要我们帮助，你去争取他，条件很有利。东平嘱咐我，先去看看动向，白天在那里帮他工作，晚上回来住，有什么情况随时商谈，待有了干部，再派人去。

    当我拿着东平写的介绍信去见魏时，魏非常高兴。说“啊!是沈先生介绍来的，可盼到了，党里派人来就妥啦!”，他马上给我名义，叫我做参议，并把我介绍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工作人员给我安排办公桌子、文具等。

    之后，就向我夸赞沈东平是文武双全的奇才，他们是老朋友在抗日同盟军时就有交情。

    我去的当天晚饭后，魏就向我提出了入党问题，说他早就钦佩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跟冯玉祥到苏联时，看到苏联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就想到中国将来也要走那条路才能富强。国民军时期，冯玉祥请苏联专家当顾问，那些专家个个有真本事，更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好感，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根据地也就那么小小一块，蒋介石百万大军加美国顾问、德国专家都打不垮，反而几次围剿都失败，可见共产党真是有办法。现在国共又合作抗战了，蒋介石也听毛泽东的主张，中国就大有希望等等。魏又拿出冯玉祥给他的亲笔签名信，说：冯先生一连来了几封信，都是讲国共合作抗战是中国不亡的唯一条件，作为军人，同共产党合作抗战是唯一出路。

    魏最后说:“我得入党，你看我条件够不够，有什么缺点就帮我改，我一定改，我是当兵出身的大老粗，入党是真心实意的。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都入党了，我还没有入党，已经落伍了，我坚决要求入党。”

    我向东平汇报后，东平同意魏的入党请求，魏的入党申请书是由他本人口述我代笔整理，由本人签名报特委的，过了几天之后，东平让我通知魏，特委已经批准他为特别党员，只同我发生联系，有事经我向特委报告。

    不久，由西华县长兼抗敌自卫团司令楚博请准，魏为西华县城防司令的委任状下来了;接着是由河南七区专员刘莪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委任魏凤楼为扶沟县长兼扶沟县抗敌自卫团司令的委任令也下来了，魏凤楼捧着盖大红印的公文，笑得合不拢嘴，连说:“这都是党的栽培! 这都是党的栽培!”并当即向我提出，要我向东平汇报，请特委扩编的队伍给他调拨枪支弹药，并增派党的干部。

    沈东平召集特委会议，宣布:省委为加强魏凤楼部的工作，决定在魏部建立党组，由延安党中央派来的干部李钧任党组书记，青锋、王少庸和我为党组成员。还把在西华县城文庙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全部学员，根据自愿原则全部拨给魏凤楼，又从胡晓初的区团内拨出两个中队，以加强魏凤楼的武装力量。全面负责魏部的工作，因为不能设政委，行政名义是扶沟县抗敌自卫团参谋长。这次会议是在胡晓初家开的，特委由沈东平、王其梅、路岩岭、胡晓初等参加，我们4人列席。事后，沈东平又召开了我们4个人和魏凤楼参加的会议，宣布党组的成立，今后魏只同李钧发生党的联系，有事找李钧商量。同时讲明了扶沟工作的方针政策，决定我们立即到扶沟开展工作。

    正在这个时刻，国民党为抵御日军西进，于6月9日炸开了黄河花园口。大水滔滔，一泻千里，所到之处尽成泽国。这更表明了国民党的战略决策是弃水东、水西广大地区和人民于日寇铁蹄之下，水深火热之中。这也更加表明了我党中央关于华中工作的指示之无比英明正确。魏凤楼便是在这样的军事背景下前往扶沟上任的。他带的队伍，计有两个大队(一、三大队)，和一个特务大队，连同直属机关合计五六百人。行军前，我分配到特务大队当指导员，一大队由张吉甫、王少庸担任指导员，出发时节，在西华县城北门外开了欢送大会，楚博、魏凤楼都在会上讲了话。我记得是路经红花集到扶沟县城的，当时这条路上还没有黄水，沿途农民正在收麦打场。

    亲密无间的合作

    河南省委对魏凤楼的工作非常重视。到扶沟县后，我们的组织关系已直属河南省委了，上级派干部都不再经过豫东特委了，当时党组确定的工作方针主要是三大任务:第一、接管好县政府的工作，逐步改造区乡政权，为扶沟县变成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打下基础;第二，培训干部，举办大规模的抗日军政要员干部学校;第三，扩军，收缴土豪杂牌队伍的枪支壮大武装力量。党组的分工是:李钧抓全面，协助并推动魏凤楼实现党组决定;接管县政府工作由王青锋负责;与地方党同志联系工作由李钧、王青锋负责，青锋具体抓;王少庸、李波人负责筹办军政干部学校;扩军和收缴土杂牌武装由魏凤楼负责。党组织建立了直属支部，由李波人任支部书记，这期间，党支部解决了李作周重新入党问题。

    接管县政府的工作是顺利的，原国民党县长已自动离职跑了，由留下县府秘书办接交手续。魏凤楼出面召集全体职员大会，宣王青锋为县府秘书，具体工作抓钱粮户籍等，王青锋具体接收。县队(常备队)、县警察局特务大队长张鸿元(魏的外甥)接收，人员和枪支编入特务大队。与地方同志取得联系的有杜希唐、施德生、何化民、施继恩、施民等。事后，分别任命了一些地方党的同志和抗战积极分子为各区区长、县府科长及乡联保主任，逐步改造了区乡政权。扶沟县政府是我们党继西华县之后建立的第二个合法的抗日民主政权。

    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筹办工作于6月中下旬就正式开始了。我们拟定招生简章，到处张贴。我还到吕潭中学去招生，吉鸿昌的侄子是我在开封河大附中的老同学，他任吕潭中学校长，给我动员了30多名青年。记得先后报考的有近500人，鄢陵、太康、杞县、睢县等各县的青年都有。抗日军政干校设在姜师堂中学内，编了三个男生队，计三百六十余人，一个女生队计八十多人，合有计450人左右。报名的考生，凡是有小学学历或上过私塾、有书写能力审查合格的都录取了。

    军政干校的教官和队长、指导员等领导干部大都是由省委直接派来的。第一批有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来的甘迈同志;第二批是由长江局经河南省委派来的倪天铎、洪流、程刊源、丁允明、李钟年、余海涵、戴逸、倪志强等同志。中层骨干当时名叫“生活指导员”，由西华特委王其梅亲自送来的一批青年党员冯志方、张保金、展广蕴、赵清景等。还有随军而来的原西华干部训练班的优秀学员也担任了生活指导员。女生队长兼指导员是从延安随李钧来的女干部孙敏。

    训练班的课程基本上是照搬延安抗大的一套，主要课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群众运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等几门课程。采用上大课的方式讲课，然后以分队为单位讨论，李钧、王少庸、魏凤楼也经常讲课。在校风上，魏凤楼注入了西北军的习惯，例如每次吃饭，必须唱吃饭歌：

    一米一粟人民所给，
    抗日救国是吾大义。
    人民爱我我爱人民，
    我们应当为民努力。

    军政干校原定两个月时间，7月上旬开学，8月底结束，因部队东渡黄泛区，提前结业，实际上课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左右。

    扩军工作也进展顺利，因为黄水泛滥，日寇进逼，人民生活日益困难，加上魏凤楼在当地有些名气，县城军政干校办的红火，不少青年报名参军。在两个来月时间里，部队扩大了一倍，由五六百人发展到一千三百人(不含训练班学员)，枪支也增加了不少，记得一次收缴地主分子杨铭三的武装就获枪30多支。

    在扶沟县的两个多月里，魏凤楼表现是好的，和我们的关系很融洽。对于我们的各项建议，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没有表现出任何矛盾和磨擦。他也经常在我们面前夸奖李钧同志有办法，主意高。他的警卫员张约翰因男女关系问题犯了错误，影响很坏，就听从我们的建议将其送往延安学习。魏凤楼需要身边工作人员，要求我们派党员，说不是党员他不要。经党组讨论，决定派赵清景担任魏的警卫员，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表现，当时我们对于争取他进一步接受党的领导，把他的部队改造成党的部队是有信心的。

    彭雪枫视察与准备东进

    1938年7月28日，沈东平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我们在军政干校召开了追悼大会，魏凤楼、李钧在大会上讲了话。全会场笼罩着悲壮的气氛，与会的同志们高呼口号，誓死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8月上旬，彭雪枫和黄林、刘结挺来了。雪枫当时的正式军衔是八路军少将参谋处长，名义上是以公开身份拜访扶沟县长魏凤楼，实际上是代表河南省委来视察工作。雪枫听取了李钧和魏凤楼的汇报。魏以扶沟抗日军政学校校长的名义，请雪枫同志给全体学员作了抗战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宣讲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强调敌后平原地区也完全有条件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雪枫对抗战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必胜信心，分析论证问题的洞察力和逻辑性，犀利的言词和飒爽英姿，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彭雪枫走后不久，李钧召集党组会议，传达省委指示的精神是东渡黄泛区到豫东敌后去。为此，要建立扶沟县委。县委书记由省委派，未到职前由王青锋代理，杜希唐为副书记，施德生、施继恩、李钧、王少庸、李波人为县委委员。

    军政干校增加军事课和军事演习的课程，并仔细考察学员的身体健康情况和政治表现，准备把体弱有病的和政治表现差的学员经训练和整编准备到水东敌后，动员其随时留下来。

    部队的训练和整编工作在抓紧进行，准备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掌握和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党的干部也作了调整，把在军政干部训练班任教的同志抽调出来，派往部队担任政治指导员，部分中队也配备了生活指导员。特务大队的政治指导员仍决定由我兼任。

    魏凤楼可能已获悉将要升调豫东保安副司令兼鹿邑县县长的信息，他表现得特别兴奋和积极。他抓部队整训，也抓军政干校的军训，经常给干校学员讲课。他那种农民的质朴的语言和平易人的作风，很受学员们的欢迎，比如他讲游击战术时，就通俗生动地解释说:

    “现在咱们要打游击战，是因为敌强我弱。什么是敌强我弱呢?就是咱们的枪炮子弹不如日本人的，军队训练也不加日本人，所以咱们打仗不能拿鸡蛋碰石头，咱得巧妙着跟他打。他来，咱避避;他走，咱回来;他住下，咱晚上去四处放冷枪，叫那鬼子不安生，等咱们劲头攒足了，以多胜少去“克”他，鬼子逃跑了，咱就乘胜追击扩大地盘。瞎子吃桃，拣软的捏，不能硬碰硬。这就叫“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他那生动活泼的阐述和通俗易懂的解释，使学员个个凝神静听。到开饭的时候，魏往往突然出现在某班，站在队尾说:“报告量长，今个我加入你们班吃饭，你多打一个人的饭”。饭来了，他和大家一起唱歌吃饭，然后和大家一起蹲下吃窝窝头就咸菜。边吃和大家伙说长道短，还和大家比赛谁吃得快，说:“男子吃饭，狼吞虎咽。当兵吃饭，三嚼两咽。慢了可要吃大亏，日本人打来了，可不能等吃饱饭再上阵，活该饿着肚子打仗。我当兵时可吃过这号亏。”

    魏凤楼对部队战士管教严，操练勤，但是道理也讲得明，所以能抓住战士们的心。在连队，也不许战士晚上脱衣服，挂起枪弹睡"当时天气热，白天操练出汗，他下令各部队晚饭后就寝前，每人用盆冷水擦擦澡，然后穿好衣服，披上子弹带，抱着枪睡觉。魏凤楼规定禁止战士抽烟。他说，抽烟没好处。行军打仗，特别是夜军，烟瘾发了走不动路，你要点火过烟瘾，那可要坏事。漆黑的微晚冒火光，老远就能看见。那等于给敌人送情报，说:“俺在这里朝这里放枪吧!”他还教战士唱冯玉祥的戒烟歌:“口衔草，鼻冒烟，洋洋得意，殊不知，那丑相，可笑已极!”等等。

    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大家都认为，西北军带兵治军，确实有一套。魏凤楼是以身作则，继承了西北军的作风传统的。

    就任豫东保安副司令

    1938年8月下旬，魏凤楼接到了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的升调令。升调他为河南省第五行政区(商丘专区)保安副司令兼任鹿邑县县长，并要他即日率部赴任，与宋克宾会同对日作战。宋克宾是当时河南第五行政区专员兼职保安司令。

    魏凤楼对这次升调，是一喜一惧。喜的是：地位高了，鹿邑是一等大县。但他当时对我说:“波人，这会可来真的了。咱们到水东敌后，好像半夜赶路闹肚疼，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可是不大好受。看来，他有惧的一面：部队新，人员少，枪支不全，重机枪也没有一挺。他知道宋克宾是“瘾君子”，也没有多少人。宋的干部也携家带眷，不少是“双枪将”。这的确是魏凤楼不能不慎重考虑的。

    当时我们党组，对于东进敌后却满怀乐观情绪。因为彭雪枫走后党内就有了思想准备，所以，这时要王少庸和我立即在干校进行工作，原则是:凡是身体健康自愿报名到敌后的一律允许报名前往。青年们抗日热情高涨，顿时沸腾起来，450多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报名了。男的最小年龄 12 岁(杜希函)，女的最小11岁(李欣).一位抱独身主义吃斋念佛已 30 多岁的小脚女青年，参加训练班后进步很快，这次也报名东进敌后了。

    党组决定领导干部都随军东进，扶沟县县委的工作交给杜唐。县府工作，暂有王青锋主持，待河南省政府新任县长之后，王青锋再到鹿邑。留下帮助王青锋的还有李作周等。

    魏凤楼决定，部队分三个梯队东渡。第 1 梯队是魏本人率特务大队先到水东侦察敌情;2 梯队是三个大队主力战斗连队，3队是训练班的学员和后勤人员。水东第一站是东夏亭，三个梯队到齐再编队东进。因为怕敌机袭扰，决定傍晚行动，拂晓宿营。

    1938 年 8月 22日，新部队第一次行军，特别是干校的学员，不免拖拖拉拉。东夏亭会合之后，魏凤楼召集开会，很不高兴地对李钧说，“宝斋(李钧字)，咱们不能闹着玩。这样的队伍咋能打仗？是谁决定把干校全带来的?那么多小小仔小妞妞，走不动路能派战士背他们?全是累赘!再往前带一站就要犯错误!”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魏凤楼对我们发脾气，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魏凤楼对李钧那么不尊重。

    部队整编了。战斗连队留下一些病号，交给后勤照料。可是对于干校的学员，魏凤楼坚持只允许留下 45 个人，女的一个也不许留。他说:“我是司令，对在编人员每个我都负责。到敌后是去打仗，要那么些小学生做什么?”

    按照他的要求，我们在训练班学员中精选了 45 个的党员和民先队员，编成一个政治工作大队，由我任大队长，程坤源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大队下分三个分队，一分队长冯志方，分队长张保全，三分队长展广蕴。这三人是王其梅由西华县送的青年党员骨干。队员有:温治平、杜希智、杜庚辛、吕彦章、万祥、蒲振英、姜心启、李起栋(以上均已英勇牺牲或病故或下落不明)、李国山、陈树梓、王开一、许卯松、陈新民、高纯信、郭建华、侯启军、赵天化等等。（这批同志后来都是局司级或者正师级以上干部了。）编余的300多人，均交给扶沟县委分配工作。其中有的人转到了新四军第四师，如李欣(女)、姜玉英(女)等。

    部队整编以后，从东夏亭出发，路经淮阳，沿沙河堤东行，经界首到郸城，与宋克宾会合。宋克宾的专员公署有民运督导处，处长葛佩琦。各县民运指导员王振鸿(党内负责人)、刘野亮、辛程、庄方、陈阵等，也与我们会合一起了。这些同志，以后都到了新四军第四师。

    日寇侦悉魏凤楼与宋克宾会合，即出动扫荡，宋克宾携眷南逃，魏凤楼作掩护。魏的三大队曾与日寇遭遇，我党员干部政治指导员丁允明负伤(后丁允明到竹沟休养，在竹沟惨案中被国民党杀害)。与日寇脱离接触后，魏部由鹿邑石槽集南渡黄泛区，过沙河经纸店绕白马驿，经侦日寇已回商丘，我们即进驻了鹿邑县城，魏风楼就任鹿邑县长。这是我们党抗战初期在豫东建立的第三个国共合作的抗日县政权。

    经过几天的夜行军，中途还打了一仗，部队没有什么掉队，特别是政治大队的青年们个个情绪饱满，还下连队帮助体弱的战士扛枪，这使我们认识到，东夏亭的精简学员，魏凤楼是正确的。虽然曾想留下100到 150人，遣散那么多精悍的男女青年太可惜，可毕竟是魏凤楼是军事主宰，有军事经验，得听他的哟！

    矛盾与撤离

    到鹿邑安顿下来之后，李钧主持召开党组会，邀请王振鸿参加，宣布根据省委指示，建立党的豫东工作委员会，由李钧任书记王振鸿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王少庸为宣传委员，李波人为青年委员。王青锋来后参加工委为委员，仍任县府秘书长，协助魏凤楼管理鹿邑县的工作。工委的任务，是以魏凤楼的武装为依托，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地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期间，河南省委为了加强魏凤楼的军事领导力量，派周志坚任魏的参谋长，许道琦、钟之远任参谋。魏凤楼的司令部正式建立了参谋处。

    党的力量强大了、干部多了，特别是有了党的经过长征的军事干部，我们兴高采烈。又自以为有了西华和扶沟两县的工作经验，我们很有信心地认为，工作是可以顺利开展的，蓬蓬勃勃地抗日局面迅速形成。我们的第一步打算，是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培训干部，派往农村发动和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逐步改造乡政权。同时打算加强连队政治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功能强大党组织延伸覆盖。但是，工作一开始，就同魏凤楼发生了矛盾。

    第一次矛盾是政治大队的青年们刷写抗日标语和唱抗战歌曲。这两项活动，在我们看来是十分自然的和必要的，而他在扶沟从来也没有表示反对过。可是到了鹿邑，见到我们带青年同志提着白灰桶上街刷标语，并且边走边唱歌，魏凤楼见此发脾气了，他厉声制止，说:“李先生，你们这是干什么。鬼子离得这么近，不招惹他还怕他来，你们大喊大叫，又要满街刷标语骂他，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扶沟是扶沟，鹿邑是鹿邑。到了鹿邑，一条标语也不刷！天天唱抗日歌，有什么用?有那精神不如到连队教战士学文化。”

    我们把政治大队的同志们分到连队教战士学文化，并且想趁此机会接近战士，做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党员和民先组织。但是，一找进步战士个别谈话，又惹起魏凤楼的军事干部的猜忌。我们了解到，魏的军事干部对战士的管教方式完全是旧军阀队伍那一套连排长早晚点名，经常在队前讽刺挖苦战士，对战士搞体罚立正，晒太阳。打军棍等体罚是常有的事。他们的官兵之间，还存在有封建宗法的统治因素。因为贫苦农民出来当兵，往往是一个跟着一个出来的，班长和战士就有一种私人宗法隶属关系，排长和连长，连长和营长多多少少也都有着这种关系。我是特务营的指导员，营长张鸿元就是魏凤楼的外甥，手枪连(卫队连)连长魏同喜是风楼的侄子，副连长王东泉又是张鸿元的妻弟。班排长不是姓张就是姓魏，或者姓王。越是近亲越是互相包庇，联合一致整战士。一个军阀管教，一个宗法统治，把连队控制得死死的，没有一个班排长愿意和我们交朋友，没有一个战士愿意和我们个别谈话。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凤楼表面上不反对我们做连队政治工作，可实际上最害怕我们在他们的部队内发展组织建立党支部。由于我们无法对战士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原则主张根本无法实现。这是我们和魏的第二个矛盾。

    同魏风楼的第三个矛盾是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问题。我们认为，要组织农民武装抗战，就要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减轻农民负担.我们主张以县政府名义布告“二五”减租。可是他说:“抗战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地主士绅出钱纳粮养军队，农民参军打仗有饭吃，可不能给地主士绅过不去。他们不支持我们，马上就没饭吃!你搞得地主收不到租，谁给你纳粮！”

    同魏凤楼的第四个矛盾是同宋克宾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宋克宾腐败，部队风纪很差，专员公署卖鸦片烟，名声很坏，主张不要指望和依靠宋克宾，自己独立作战。魏凤楼则认为宋是豫东各县的主管官员，又是军事首长，他们过去在西北军就有来往，可能还因为冯玉祥有什么指示，因此要处处听宋的命令和指挥，向宋送钱送粮。

    最后一个根本矛盾，是我们要求他服从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决定。而魏凤楼认为他是军事政治负责人，我们得听他的，按他的意见办事。

    宗上几方面矛盾，我们感到，魏凤楼变卦了。几个月前是党千方百计把他扶植起来，现在他有了地位和武装力量，就变了脸，变了心，不同共产党合作抗战了。于是，工委作出了撤离魏风楼部的轻率决定。经过周密部署，由王少庸做了秘密的动员工作，于1938 年9月底将我党派到魏凤楼部的全部干部和政治大队的青年同志共70余人，除了赵清景因做魏的警卫员无法通知以外，其他个别未曾通知的同志以外，全部撤退到安徽太和县肥河口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五路第二支队长王丹岑那里。在商丘专署民运督导处工作的王振鸿、刘野亮，辛程、陈阵、庄方等同志，也同时撤到王丹岑部。决定以王丹岑部为依托来开展豫东皖北的敌后工作，把豫东工委的名称也改成了豫皖工委(又称鹿、亳、太工委)，政治工作大队改名教导队。

    工委没有经过省委批准的撤离行动，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他拆掉了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敌后控制准北津浦路西侧以配合路北和苏北兄弟部队对日作战的必经桥梁。

    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当时政治水平低，把统战工作简单化、党建规范化。我们没有具体分析到鹿邑以后敌我斗争形势的复杂性和水东地区与水西扶沟的不同特点，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变换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暂偃旗鼓，深人群众中去做细致的组织宣传工作，而仍然坚持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出报纸、办学校、写标语开大会那种工作方法。我们没有分析魏凤楼主张的合理的正确的方面，加以肯定和采纳，以加强团结合作。没有认识到，魏虽然是秘密党员，可以说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旧军人的思想作风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他仍然是统战对象。我们在魏部的工作仍然是做统战工作，而不是在我们党所缔造的部队里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因而，当看到魏凤楼口头尊重党，实际行动上反对我们的具体工作措施，甚至限制我们的行动时，便以为是出尔反尔，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加上他部下的个别反动分子挑拨离间，散布流言蜚语，恐吓我们，我们就认为魏凤楼变反动了，不可相与共事了于是采取了断然措施，没有请示上级党组织批准，便把全部人员离开。我当时是豫东工委的委员，对于这一错误行动是负有一定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