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朱蕴山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二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每当想起朱老与我的大爷爷许继慎深厚的感情，想起他老人家对我们一家几代人的关心，想起那年去北京与老人的见面,我便热泪盈眶。

    朱老是我们安徽六安东河口人，他是辛亥革命元老，曾同徐锡麟一起发动了安庆起义，参与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朱老长我大爷爷许继慎十四岁，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和乡贤沈子修、桂月峰等一起创办“三农”，培养一大批爱国青年，在他的爱国思想和学术氛围影响下，我的大爷爷许继慎、小爷爷许希孟开始成为了进步青年，他不仅是我两个爷爷的老师，也是他们的革命指路人，是他鼓励我的大爷爷许继慎去安庆求学和报考黄埔军校，从而成长为早期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1929年冬，我的小爷爷许希孟（因为我的父亲许光耀作为亲侄子过继给了许继慎，所以我们家里一直称许继慎为大爷爷，称许希孟为小爷爷，两个不能分彼此——作者注）在领导独山暴动中牺牲，年仅二十六岁，小爷爷牺牲后，太奶奶带着她的两个儿媳妇及我年幼的爸爸不得已流落他乡，消息传到上海，当时在上海的大爷爷许继慎十分难过，和大爷爷一起搞统战工作的朱老极力安慰大爷爷，1930年春，大爷爷许继慎受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派遣，回到鄂豫皖组建红一军并任红一军军长时，当时军费紧张，朱老多方筹集资金交给大爷爷一万块钱，要他留点给太奶奶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1931年10月爷爷和朱老另一位心爱的学生薛卓汉先后被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错误杀害,先老悲痛万分,后来他常向人说：“我恨透了张国焘。”

    全国解放后，我的爸爸许光耀从六安来到南京，找到了南京市市长柯庆施，柯老知悉朱老和大爷爷的关系，就将这一消息告诉朱老，经朱老安排，爸爸进入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山西工作，直到1955年去世。爸爸去世候，我们家不仅与朱老等高层的联系就此中断，甚至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陷入了残酷的深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苏埠中学担任代课教师，因为刻苦自学，数学课得到苏埠中学前辈杜显发及来听课的六安师范学校校长张义普赏识，当张义普获悉我的身份，对我仍然没有转正很是抱不平，他知道自己有个同学夏从本是朱蕴山先生的秘书，并当即带我去找和夏从本父子有密切来往的皖西学院校长胡天人老先生，胡老得知来意，杵着拐杖，二话没说，当即就有带我去了夏从本父亲夏月斋老先生家里，夏月斋随即写了一封信给自己儿子，向他介绍我们一家人近况。

    1978年5月，朱老从夏从本处得知我们家里尚有人在，惊喜弱狂，立即要夏从本安排，准备着让我们进京叙旧。

    1979 年的冬天，朱老秘书夏从本向我转达朱老意见：要我们“就趁今冬来。”于是，我凑足了路费，并稍带土特产，和我的养父许光曙（许希孟的小儿子）一起，匆匆北上。朱老得知我到了北京后，立刻派人将我安排在国务院机关家属招待所。通过预约，第二天我就在朱老的住所见到了朱老。朱老用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手，说：“怎么到现在才来，孩子，奶奶还在吗?家里困难吗？”我好像回到了家，心里热扑扑的，我想起了那段在特殊历史时期难以表述的政治处境，还是忍住了泪水，我也只得告诉朱老“该照顾的，家乡政府都妥善照顾了，有些生活上的困难，地方政府实在无能为力，奶奶早已经去世，只是奶奶生前有一桩心愿尚未了却，所以特意想请老人家帮忙。”于是，我就将大爷爷许继慎与谭氏所生、遗失在上海的一子，乳名“民庆”，至今下落不明，奶奶汪贤清也曾托人寻找的事告诉了朱老。朱老含泪点了点头，说：“我一定会帮忙的。继慎和希孟弟兄俩都为党作了重要贡献，为革命，你们家付出太多了，你叔叔民庆若在，该有五十二三岁了，可怜呀！”朱老抹去脸上的泪水，开始回忆起了我爷爷，从“五四”运动说到黄埔求学，从南昌起义说到东征皖西，从独山暴动说到“左倾”肃反，本来安排40分钟的会面结果谈了两个多小时，直至秘书因事提醒。临分别时，朱老问我:“想不想与徐帅联系一下？”我点了点头，他又将我拉回座位。

    自从我的爸爸离世后，奶奶汪贤清多次请求我们八里滩小学教师、我爸爸的生前同学陈啸泉给徐帅写信，要求寻找许继慎亲生儿子许民庆，但数封信件均无回复，好像石沉大海，从朱老口中，我才知道，寄给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多是秘书处理，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以朱老当即决定叫秘书拿来纸笔和人大常委会专用信封，他让我自己先写一封信用小信封写上收件人、寄件人姓名，标注“许继慎亲属”，并将我的信外面套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大信封，朱老亲笔在信封上签名让徐帅亲收，一切完成后，又叫秘书亲自送到中央军委办公厅，这样，徐帅在打开朱老的信后终于知悉了我和我的养父作为许家两代人的到来。

    第二天，徐帅亲自打来电话，说次日来招待所看望我们，次日，徐帅的秘书郭春福说徐帅身体不好，代表徐帅来看我们，郭春福与我们父子促膝长谈，并告知我们，徐帅已经安排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副部长刘景范（刘志丹将军弟弟）来招待所看望我们，征询我们父子的要求，当时宋任穷将军的舅舅也住在国务院机关家属招待所，宋任穷将军看望舅舅之际得知我们就在隔壁，还特意过来看望，面对这么多革命前辈关心，我们父子感激万分。

    我在北京住了十几天，其间，朱老多次给我引见我爷爷的生前好友与部下，让我聆听他们讲述两个爷爷的革命故事，他还特意让秘书陪我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在参观军事博物馆时，我才第一次看到大爷爷在黄辅军校时的那张英俊的照片。

    离开北京返乡的那天，我去向朱老辞行，九十高龄的朱老在两个警卫的搀扶下,哽咽了起来：“孩子，虽然你爷爷早已不在了，但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你回去后要好好工作，作出成绩，为你爷爷争光。”望着慈祥的老人，想起含冤早逝的大爷爷和二十六岁就砍头示众的爷爷，我和我的养父、我们父子俩再也抑制不住泪水，抽泣了起来。朱老又喊过了秘书，给我递上了一百块钱，执意要我收下,他说:“家乡穷，你工资又低，来一趟也不容易,这点钱给你当路费盘缠吧，我九十多岁了，也许以后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尽管我一再谢绝，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