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的联系，并将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之势。相反，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到东北，就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形成不受国民党包围的战略基地，摆脱长期被四面包围的局面。

    怎样在东北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这是东北战场上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认为“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沒有连成一片。”

    国民党为了占领东北是费尽了心机。首先在国际上，国民党政府企图通过外交手段，从东北挤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达到他们独占东北的目的，其手段是利用苏联、美国、英国在雅尔塔达成的协定来牵制和打压排挤共产党在东北战场上的势力。在军事上，国民党政府把远在西南、西北地区的精锐主力大规模地运往华东、华北、东北等地来抢夺胜利的果实。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毛泽东决定亲身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行前，毛泽东提议:“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面对东北战场局势不断的变化，中共中央又断然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为书记”；“东北局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二是，决定调配一百个团架子的干部去东北。三是，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决策。此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派罗荣桓、李富春、林彪、高岗、张闻天等去东北工作，并且派遣大批部队和党政军干部前往东北。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七十七人，其中派往东北工作的达二十一人，可见中共中央把建立东北根据地放在何等的重要位置。

    陈云和彭真，他们是第一批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名义，授予中将军衔前往东北战场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由于东北战场局势相当复杂，陈云和彭真，一方面要照顾与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在暗中想方设法地抢占先机、争取主动，与国民党政府争夺地盘进行了残酷斗争和周旋……为了彻底扭转我党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他们深陷前线一线亲自组织指挥和部署。由于组织得当、部署缜密，才顺利地接引了山东以及关内一批批部队从辽东和辽西进入东北战场。

    而陈正人，则是从延安被直接接引到东北战场上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之一。他是在1945年10月22日，同张闻天、高岗、李富春、陈光、朱瑞、凯丰、郭述申、刘英、黄友风搭乘一架只能坐11人的美军小飞机从延安到邯郸。随后走陆路，沿途或骑马或坐大车。11月初到达太行山一二九师司令部。与刘伯承、邓小平相会并受到热情款待。休息两天后，刘、邓又派骑兵连亲自护送。到达承德后再乘火车，一路开开停停，在11月20日到沈阳，最终才到达指定的目的地：吉林省梅河口。

    在陈正人到达东北战场的194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东北战场的军事力量，又决定成立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的“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这时，陈正人被正式任命“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部主任”，主要是负责整编、组建部队和调配干部。

    二、主动请缨！陈正人请辞 “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部主任”，临危授命主政吉林省委工作

    1945年12月14日，陈正人在上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部主任”，之前是:“东北人民自治军”。

    面对残酷的东北战场时局，陈正人在经过冷静观察和分析后，又针对当时东北党、政、军高层中存在着思想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于是就亲笔写信给彭真，信中提出了《对当前东北及其周围形势的认识和我们的建议》。《建议》中写了五个重大问题:

    1、应正确认识苏联对我援助的程度。苏联是绝对不允许把东北建成反苏反共的根据地。但苏联又受制于中苏条约的约束，因此苏联向蒋政府交出中长铁路和各主要城市沈阳、长春以及哈尔滨已成事实。所以，苏在这一情况下对我的援助只能是隐藏的，有限度的。基于以上情况，中共提出独占东北，不仅现在做不到，将来还要看情况而定。东北战场问题的解决，主要决定于我们在现有的有生力量基础上，如何不失时机地去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坚持争取优势的方针，真正达到中共在东北战场上掌握优势。

    2、什么是优势，又如何达到优势？我们的优势就是指力量上大于蒋的力量。因为我们是以“人民为基础”的力量、包括在军事、经济各个方面。

    3、对蒋顽力量的估计。我们必须认识其困难方面: 兵力不足，来东北部队不可能过多，士兵有反战情绪，人民反战，内部矛盾，经济困难，中苏条约限制。但对敌也不能估计太低，美国援助在一定形势下还将继续。

    4、我们的方针。东北局最近指示，即退出沈阳后的方针，是合乎当前情况的，必须坚持。

    5、面对当前困难又如何克服。当前困难: 新部队未巩固，老部队未补充，指挥系统凌乱；人民未大量发动，群众认识模糊、怀疑、观望、正统观念；财政经济尚未全面着，困难甚大；干部思想紊乱不统一，再则干部又缺乏；长春线两侧交通未畅通；内部秩序不巩固；特务、土匪尚未肃清，且有发展之势。

    陈正人在审时度势的《建议》中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起到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就在《建议》发出两周后，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距离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按照中央部署，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即“四野”前身）在东满、北满、西满等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着手建立根据地。

    陈正人的这份《建议》，是继1945年11月30日，陈云、高岗、张闻天向党中央和东北局提出《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之后，又一党的高级干部就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准备长期战争方面，向东北局提出来的建议。同《几点意见》所不同的是，陈正人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更多地涉及到党中央对东北所作的总的战略方针；其所提出的策略方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党建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具体问题的处理，也是同当时党的其他领导人: 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人的主张是一致。陈正人根本就不相信国民党所释放出来的“和平”烟幕，这又从而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他的这份《建议》，便很快得到了东北局的认可和吸纳。

    为了迅速打破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夺，奠定我党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主动权，也是为适应“瞬息万变”的东北战场政治和军事形势的需要，身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部主任的陈正人，除了沉着冷静和抓紧深入部队、深入前线、大搞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外，他就根据过去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成功经验，十分清醒、并深刻地认识到，若在东北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就必须要大力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进而进行土地改革，建立起广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对于最终取得东北战场上战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棋！因此，在决定东北革命命运乃至全国革命命运的重要关头，陈正人挺身而出，主动请缨！他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请辞“东北联军第一政治部主任”，自己则更愿意去从事驾轻就熟、但又较为艰苦的根据地建设工作。这也是在贯彻执行毛泽东于12月28日电告东北局的精神：“我党现时在东北局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并指出“在1946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很快，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接收了陈正人的请辞，直接命令他接任中共吉辽省委（《七七决议》后改为吉林省委）书记兼东满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吉东(吉林）分校政治委员。

    东满根据地，是在吉林省所辖的区域，位于现吉林省的东部，东靠朝鲜、苏联，北与北满根据地相连，南与南满根据地相望，是连接北满和南满根据地的战略要地，东北局组织部长原吉辽省委书记林枫称它是“东北的腰杆子”；这里山高林密，物产丰富，除广大的乡村外，还有许多中小城镇，工业比较发达，是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理想区域。四平保卫战后，原吉辽省委大部分地区已被国民党军占领，通往南满根据地的交通已被阻断。在这困难时期，东北局把建设东满根据地的重任放到了陈正人的肩上，可以说是临危授命，同时，也给他提供了践行“建立农村根据地，准备长期战争”主张的舞台，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历史也已经证明，陈正人不辱使命，以自己超凡的胆识与卓越的领导能力迎战，以光辉业绩抓住了历史机遇。

    三、在主政吉林省委期间，陈正人主要是干了以下这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支持东北战争为总任务，建立和健全地领导着东满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陈正人走马上任的第一件棘手大事，就是如何面对东满根据地16.5万多军民吃穿和过冬问题？他马上在给东北局提出:先 “要求总部调派车辆大批运粮至牡丹江转延吉”，同时，他又在7月16日的敦化会议上作出“吃穿过冬”的具体部署，他在“对形势与今后方针”发言中就明确指出:“缺粮，物质基础比较差，财政经济特别困难”，并提出在今后工作中的方针与任务就是:“为粮食冬衣而斗争。”

    2、为了解决粮食困难，陈正人具体采取了如下措施:（1）以吉辽省委、吉林省政府、吉辽军区的名义，发出《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成立由栗又文、王兴让、孙立基、苏梅、王寅冬五同志组成的省委粮食委员会，“专管筹措调剂分配节省粮食事宜。”；（2）提出五条粮食生产、运输、节约方面的规定。并立即派出省委副书记张启龙、吉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王兴让、前长春市长刘居英、前吉林省委副书记袁任远等人，到榆树、舒兰、五常一带筹粮。同时，陈正人把王兴让，从延吉召到敦化，连夜亲自向他部署具体任务。1946年8月24日，省委决定把省财经办事处改为“省财经委员会”，由张启龙兼任主任。而财经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筹措粮食和冬衣。经过两个多月努力，一是通过征用伪满洲国义仓里的存粮及购买，二是又从吉北地区主要是榆树县运到东满的粮食达8000余吨，1947年春季，又从吉北运去大豆也达3.5万吨以上，源源不断地补上了1946年冬季缺粮的断口。而冬衣则是通过到朝鲜和丹东，主要是从丹东购买棉花和布皮来解决的。当时的省贸易局还有一些余钱，不用于其他地方，全部用于购买冬衣。就这样，在陈正人精密布置与领导下，才顺利度过了1946年冬季缺粮和缺衣的难关。

    3、在解决吃穿的同时，陈正人又领导财经委员会和省政府，用最大的努力去增加省财政收入，为东北战场提供后勤上保障。陈正人确定的财政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长期打算，量入为出，统一领导分散自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其具体实施的措施是 :  1）、“少取多予，减轻人民负担"” ；2）、“供给制度统一，反对苦乐不均”； 3）、“精兵简政”；4）、实行 “合理的税收政策，取消现时各种繁杂的摊派制度” 。农业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陈正人千方百计地发展农业生产。1947年春，通过发放农业贷款1亿元，拨出公粮1000吨，帮助翻身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共扩大耕地面积约9万余垧。同时，要求机关、军队搞生产自救。省公安处平均每人种地1垧2亩，额穆县保安队（原县制已撤销，今蛟河、敦化各一部分）平均每人种地1垧。

    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陈正人又把工业和贸易作为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面。在城镇，重点发展了煤炭、木材和军工等公营生产。同时，提倡对内贸易自由，并鼓励商人从国统区运进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省贸易局统一组织粮食出口，换回棉布、胶鞋等。在战争年代，可以说，陈正人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了东满根据地军民的供给问题。

    经过一年的努力，东满的财经状况有所好转。据1947年12月统计：1月至11月的财政总收入是59亿余元，开支61余元（其中军费32亿元），虽然还有2亿元的亏欠，但总的情况比去年初好多了。到1948年上半年，吉林全省收入已达100亿元。财政情况已基本好转，不但保证了军民供给，而且还有盈余，从经济上，给予了东北解放战争以最大的支持。

    （二）、以解放吉林为总目标，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战略思想，建设和领导了一支强有力的东满根据地军事力量

    1946年6月，拉新作战之后，国民党沿松花江布防，对东满根据地构成威胁。在桦甸，国民党过江占领桦树林子。在蛟河，国民党在拉新作战失败后，退至老爷岭，同我军对峙。新的形势迫切要求组建新的党政军机构，以领导对敌斗争。在敦化会议上，陈正人提出: 吉林省委的工作方针是:“为创造东满根据地与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而斗争。”为此，会议决定在东满建立三块“地级”根据地。吉东为第一块根据地。吉南（今桦甸西部）为第二块根据地，吉北（今舒兰、榆树）为第三块根据地。吉东是“腹心”地区，吉南、吉北成为吉东的前翼与屏障，陈正人的目标是，要让吉南、吉北成为威胁吉林和长春的两个拳头。因此，他想的是首先要健全党政军领导机构，并在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之下，去设立地委、行政专署和军分区。因此，先后成立吉东、吉南、吉北地委、行政专署和军分区。然后再地委之下设县委，县委之下设区委。从基础做起，要求各县成立保安团或游击大队、武工队及区村成立民兵组织。这些地方武装力量的建设，取得了我军在对敌优势的军事力量上的增强。在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胜利后，1947年5月8日，在陈正人的主持下，省委通过了省军区提出的《东满军事建设计划》。确定下了实行军区制度，即省委设省军区，地委设军分区，县级武装一律称县大队，县委设军事部，军事部长兼任县大队长，县委书记兼任县大队政委。县大队下设中队，大县设四个直属中队，小县设三个直属中队。在这套强有力的建军机制中，还特别提到了军队党的建设和军事思想的统一，是党在指挥枪。陈正人把毛泽东这套在井冈山时期创建下的军事战略思想，给有机地结合在东北战争的战场上了，也为吉林省全党、全军统一了军事思想和方向。

    为了配合东北战场主力部队的大小战役，陈正人组建的这支吉林军民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是全力以赴地配合我军主力部队在一起并肩作战。为了解放吉林，吉南军分区部队破袭吉海铁路，吉蛟游击大队炸毁丰满电站一座高压输电塔，吉北部队直接参加三下江南作战，吉北地委组织群众全力支前，榆树县出动担架5800副，民工3.4万人次，大车3300台，大批伤兵在榆树县得到了完全地救治，为此，榆树县得到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的表彰。1947年1月，吉南军分区部队在攻克桦树林子之后，陈正人在军分区大会上，提出“积极行动，积极发展”方针，所采取的战术:“主要的游击战，辅之以运动战，有利条件下的阵地战”。3月，陈正人到吉南地委视察工作，为吉南地委确定下了“巩固江东，发展江西”的军事战略方针。在这一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吉南军分区部队开始渡过松花江，向江西国统区进攻。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东满部队全力参战。陈正人亲自指挥东满独立师、吉北三师先后解放了桦甸、老爷岭、磬石、永吉、双阳、伊通、江密峰、乌拉街等地，东满根据地迅速得到扩大。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又发起秋季攻势，陈正人又指挥吉林军区部队配合主力部队参战，吉林、长春之间的孤立据点全部被摧毁和解放。在主力部队冬季攻势开始后，为了配合主力部队，陈正人又亲自主持和召开省军区会议，并分别确定了吉北、吉南、吉东三支部队的作战区域。1948年3月9日，吉林市宣告解放，同日，陈正人率吉林省党政军机关进驻吉林市。

    在确立下军事斗争的方针、方向和机构外，陈正人还非常重视二线兵团的建设。在以他为首的吉林省委、省军区的领导下，东满根据地共建成20个独立团，其中以3个团组建独六师，两个团编入铁路纵队，其余15个独立团全部升入主力部队。因此，东满根据地共为我军主力部队输送了148590名兵源，这也是陈正人为三年的东北解放战争，做出的又一重大历史贡献。

    从1948年6月起，吉林军区部队和长春周围县区的民兵，在陈正人的指挥下一起协助东北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围困长春，同时，吉林省委社会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又积极开展情报工作，终于在同年的10月19日，长春宣告解放，这也宣告了吉林全省的解放，也为陈正人领导的东满军事建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工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陈正人领导东满根据地在广大乡村中进行政治建设

    建设农村根据地，陈正人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中就已集累下了丰富的经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给广大农民以看得见的利益，这也是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使广大农民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连在一起，并又在运动中建党建政，动员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这也是建设东北农村根据地的主要内容。在敦化会议上，陈正人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和东北局《七七决议》，他在会议的发言中把“全力发动群众”，确定为“第一中心任务”，要采取“大胆放手的方针”。在会议结论中，他把贯彻中央“五四精神”实行土地改革确定为“最根本的政策”。会后，吉林省委各级党政军机构掀起了下乡热潮。在干部十分紧缺的情况下，省委机关抽调出400名干部组成工作团（队）下乡。8月12日，省委举行欢送干部下乡大会，陈正人亲自到场并讲话。他殷切鼓励大家要关心群众生活，为农民办实事，让农民分到土地和房子，真正把乡村广大的农民群众给发动起来，并且要注重调查研究，互相总结和交流经验，以便点面结合，推动全省的群众工作。到11月，全省共有1698名干部下乡。

    在陈正人的正确领导下，吉林省的土地改革运动共分为五个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为清算分地阶段，即从清算日伪汉奸、恶霸地主入手，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第二阶段为“煮夹生饭”阶段。就是解决在分地过程中，明分暗不分，广大贫下中农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农村的政治权力仍掌握在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手里的问题。即贫下中农并没有在政治上翻身的问题；第三段为“砍挖”斗争，就是要解决贫下中农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地主还握有大量金银财宝，而在经济上并没有真正翻身的问题。同期又开展了新收复的土改运动；第四阶段为贯彻《中国土地法大钢》平分土地阶段；第五阶段是新区土改，即吉林、长春两市周围最后解放的农村土改。陈正人虽然没有亲自领导新区土改，但新区土改的方针，却是在他主持下制定的。1948年8月27日，省委在《关于全省今秋至明春的土改计划》中，对新区土改的方法、步骤和应注意的问题矛以规定，特别强调“斗争范围应以村屯为单位，反对不分县区村界限的‘大扫荡’那种错误的斗争形式。”

    在运动的每一个阶段，陈正人都亲自主持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深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肯定成绩，推广经验，指出不足，避免失误。在土改方法、步骤、口号等方面做出全面规定，再针对各地出现的不同问题，既分别加以处理，同时，又抽出共性的东西在全省内加以推广。举一个实例，敦化中心县委关于土地问题的结论，就是敦化中心县委书记刘俊秀对敦化土改工作的总结，在上报到陈正人审阅后，陈正人认为对全省有指导作用，马上就决定向全省推广。在结论中，陈正人确定，清算分地主要指三种地，其一是敌伪的土地，其二是汉奸的土地，其三是地主的土地。这三种地“不能（用）同时并用的手段来解决，应有缓急之分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别。对不同身份的人，分配土地的数量也要有所不同，如单身汉，就分配给双倍的土地，促使其尽快成家立业。斗争对象和斗争形式要把握汉奸、大地主、恶霸和中、小地主、富农的区别。”1947年1月11日，陈正人在省委群众工作会议上，指出产生“夹生饭”、群众发动不够的主观原因是：“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群众路线……存在严重的包办代替强迫命令和恩赐观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不了解党的方针与党的工作路线的一致性。许多同志只是承认党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或者主观企图贯彻党的方针，但工作路线上来一套包办代替强迫命令，其结果还是达不到放手发动群众的目的。”1947年7月，在“砍挖”运动和新收区土地改革运动开始的时候，陈正人要求各级干部，“做到不分职位高低，不分党政军民，一律参加工作队，实行大下乡，以全力发动群众。”为保证新收区土地的质量，“任何把能力差有毛病的干部，送去新区的偏向都应纠正。”

    另外，在领导土地运动过程中，陈正人还特别注意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如强调说理斗争，不能把“斗争简化为拳打脚踢”。在“砍挖”斗争和贯彻《中国土地法大钢》阶段，出现了打击中农、工商业、跨区斗争、打杀人过多等现象，陈正人都及时地予以纠正。

    因此，陈正人领导着东满根据地，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据吉林省委1948年6月统计，18个市县的迎400万农村人口中，分地约160万垧，各地占百分之70左右的贫雇农平均分得一份土地，占人口百分之15左右的中农的土地基本未动，占人口百分之15左右的地主、富农也分得了一块土地。人多地少的地区均分地5亩左右，地多人少的地方，人均分地1垧以上。

    通过土改，广大正直、善良、诚实可靠的贫苦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并掌握了基层政权和武装，建立起基层党组织。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连在一起，在党的号召下，他们以报恩的心情，来保卫胜利果实的目的，积极参军参战，这就是以陈正人为首的吉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和全体干部努力踏实工作、及艰苦奋斗的结果。土改，使东满根据地从政治上彻底巩固，从而在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上战争的取胜。

    (四)、陈正人成功地解决了“汉、朝穷人是一家”的民族团结问题

    东满根据地是朝鲜族聚居最多的区域，尤其是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占全地区人口的百分之70以上。日伪统治时期，挑拨民族关系，把朝鲜族称为二等民族，汉族称为三等民族，一些不法朝鲜族人，投靠日本，欺侮汉族人，造成汉、朝民族之间的关系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在因日本垮台后又一度的尖锐起来了。为了解决这个民族问题，因为，这将直接关系到东满根据地的建设及东北战场上的成败。因此，陈正人在充分深入实际地调查研究基础上，果断采取断然措施: 鉴于在东北战日战争中，周保中在朝鲜族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决定由军区司令、省政府主席的他，再与省委民运部部长孔原兼职负责民族工作。另外，也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延边地区朝鲜族的土改、及组织、人事和干部培训提拔等方面上的工作，他又把夫人彭儒，亲自安排在延吉市委组织部任部长，这对掌握一线情况和开辟东满根据地，重点选拔和培养大批朝鲜族干部支前及参军、参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陈正人认为:“不能解决民族问题，就几乎等于不能发动大多数群众，也就不能创造根据地。” 在敦化召开的县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上，陈正人又从几个方面着重阐述了民族政策问题。首先，他确定在延边地区居住的朝鲜族居民，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他们应在政治及政策上，确保其在各方面的平等地位。即在土改中，朝鲜族贫苦群众同汉族贫苦群众同样分得土地，即在政治上汉、朝他们是平等的地位，其次，再通过其内部来解决问题。他强烈反对包办代替，并彻底消除朝汉之间的政治对立、仇恨和误解，对民族纠纷应采取以调解的原则。再则，在朝鲜族中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在延边土改后上任的4000余名基层干部中，朝鲜族占了百分之79，被选拔到县和地区工作的221名干部中，朝鲜族又占百分之59。

    由于在土改中、基层党建、及干部培训提拔等方面，都实行了民族平等的政策，因此，陈正人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把民族之间的对立转化阶级之间的对立，实现了“汉、朝穷人是一家”的民族团结新局面。因此，在东满，民族问题并没有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阻力，反而成为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助力，延边朝鲜族在支前、参军、生产等各个方面，为东北解放战争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五)、陈正人在东满根据地建设出了一支坚固的党组织力量和领导体系

    党的领导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关键，陈正人对东满根据地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非常重视，他认为“有坚固的党组织和领导”是坚持根据地的条件。

    陈正人的基层党建工作和思想实践是通过下列措施来实现的: 

    1、在群众运动中建党，培养劳而又苦、能力强的积极分子入党，建主“乡屯党的堡垒”。怎样区别对待在土改中涌现出来的三种不同类型的积极分子？陈正人认为要分别对待。对于那些清白，劳而又苦，能起积极作用的积极分子，要积极培养，“培养他们大公无私的正派吃苦的作风”，使这类积极分子在本村的数量达到百分之5左右，使他们真正成为群众组织中的核心力量；对于那些出身好，但又不能起积极作用的，要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对那些出身不好的警察、特务分子，要经过群众斗争去洗刷他们，并把他们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而对于那些流氓、狗腿子如果不是反动的，要采取争取政策，去改造他们，但不能当作积极分子去使用他们，可经过群众改选等方式改造之，并争取帮助他们转到生产中去。

    2、大量培养新干部，包括民族干部。具体办法是: 1）、要求各土改工作队在1947年春耕前普遍轮训与审查积极分子；2）、要求机关部队采取带徒弟的办法，每个老干部带一个或两个新干部，在实际斗争中培养他们；3）、办好主要中学，以培养现有军政学校和教导队。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要根据民族特点需要，集中培养干部。分校还要分散到吉北及其他各地去办学校；5）、把培训干部当成经常的任务，并作为考核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之一。1947年省委决定，由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代办省委党校，名为高级研究班。1948年4月26日，吉林省委决定正式成立党校，陈正人亲自兼任校长，用正规的方式培训干部；6）、审查干部，提拔干部要“采取群众路线，按照群众意见，干部积极分子的历史、成分、工作表现三方面加以考察，决定取舍。不要感情用事，迁就坏分子。”

    在陈正人的正确领导下，东满根据地的组织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47年7月，培养脱产干部2500多名，农村党员已发展到2000多人。到1947年底，吉林省共建立484个党支部，到1949年9月，已增加到3451个，其中农村党支部2467个，工厂党支部114个，城镇街道党支部113个，学校党支部63个，各级党政机关党支部659个，地方武装连队党支部35个，党员48953人，其中妇女党员5870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12，朝鲜族党员8572名，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17.5。

    3、关心、爱护干部。1946年10月18日，成立以谭辅仁为主任委员的党的健委员会，职责是在省委常委会领导下统管各级党政军民干部保健工作。省委组织部又补充制定了《干部保健暂行办法》，对在战争中致残、负伤或被入狱身体遭受摧残的干部，视其程度不同，分等级给予保健待遇。甲等每月猪肉10斤，乙等8斤，丙等6斤，丁等4斤，按肉价发给保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