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东北抗日战争进入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日军为建立巩固的侵华后方基地，开始大规模实施归屯并户、坚壁清野、“匪”民分离等毒辣手段，对抗联部队进行“梳篦式”搜查，“毁灭性”扫荡，抗联部队有生力量大批减员。面对此情，抗日联军领导提出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准备进攻，迎接全国抗战胜利”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东北抗日联军陆续进入苏联境内整休。国内仅留几个小分队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寻找时机，主动出击”的斗争方式，依托山区，依靠群众，袭击日寇，扰乱敌伪统治。到1943年末，东北党组织决定，国内仅留于天放领导的20多人小分队坚持斗争，其余陆续进入苏联“野营”集训。

　　这一年的冬季特别严寒，敌人对于天放小分队的围剿也特别残酷血腥，敌人四处张贴告示，悬赏10万元捉拿于天放。为避开敌人的“讨伐”“围剿”，小分队放弃老金沟后方基地，进入靠近绥棱张家湾东南的原始森林，在原密营南的8公里处又建起一座新营。两个密营分别由于天放和孙国栋领导。他们以此为活动基地，秘密发展抗日救会组织，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然而，就在小分队积极开展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这年底的12月11日凌晨，日伪“讨伐”队悄悄摸到新营，正好孙国栋出屋解手，埋伏的敌人开枪打伤他左臂。孙国栋见此，急忙组织战士突围，老董头等5名分队战士中弹牺牲，两名战士被俘。为及时通知老营，孙国栋穿着单衣，趟着没膝深的积雪，在天亮前赶到老营。于天放当即决定撤离密营向中苏边境转移。

　　当他们赶到边界时，发现敌人在这里密集设卡，严密堵截，无法过江越界，只好又转移到绥棱分水山一带，在这里筑雪为营。到此时，小分队粮食已消耗殆尽，饥饿威胁着战士的生命。他们四处寻找粮食，后在拉山农民帮助下，获得一点粮食，度过最艰难的时日。

　　于天放为解决小分队吃粮，给绥棱县四井村伪村长写过一封信，奉劝他要有爱国之心，帮助解决些粮食，可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却把信交给了日寇。敌人如获至宝，立即组织讨伐队前去围剿。于天放对此早有防备，让敌人扑了个空。于天放估计敌人可能在分水山驻扎，及时派孙国栋、于兰阁重回分水山偷袭敌人。他们乘着夜色，向敌人帐篷发起进攻，手榴弹轰然爆炸，子弹像雨点般射向敌营，使敌军数十人丧命，取得大捷。

　　远在苏联“野营”的东北抗联领导周保中、李兆麟十分关心于天放小分队，他们指示北满省委书记金策派人回国接回小分队。张瑞麟受命带领6名战士，于1944年3月底，起程回国。他们在苏联边防军的帮助下，越过日军封锁线，直奔于天放的活动区域老金沟。按照约定联系办法，于天放应把活动地点写在纸上装到玻璃瓶内，埋到一棵大松树下。但找到了那棵松树，挖遍了树下周围，却没找到瓶子，联系线索中断了。张瑞麟决定扩大寻找区域，但在漫无边际的北国大地找到一支十几人的小分队，无疑等于大海捞针。况且又是在粮食断绝、敌人严密封锁的状况下进行。这期间，几次同敌人遭遇，先后牺牲2名战士，“野营”领导通过电台指示张瑞麟小分队返回苏联，两个多月的艰苦寻找，到此告一段落。

　　其实这时的于天放小分队陷入了艰险的危困之中。由于日伪军频繁“讨伐”，敌特分子四处侦查、叛徒汉奸助纣为虐，他们在密林中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于天放在老金沟密营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走出大山，发展抗日力量。1944年1月29日，他们与进山拉木头的绥棱县宋万金屯农民张录取得了联系，张录听说他们是抗联小分队，回屯动员亲戚、邻居，筹集到小米、米查子1000多斤，猪肉200斤，酸菜2桶，两日后秘密送到山上。

　　经过缜密调查，于天放认为张录老实厚道，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便与张录关系密切起来，张家成了小分队的活动据点。于天放带领小分队在这里广泛接近贫苦群众，热情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于天放还编写《农民四季叹》歌词，由孙国栋谱上曲子，教农民传唱。同时在群众中秘密发展抗日救国会员，严惩作恶多端的伪警伪军，鼓舞群众斗争士气。

　　1944年6月，于天放利用张录的关系，带领小分队转移到宋万金屯，以雇工名义开展活动。在这里于天放介绍小学教员王明德、兽医刘文祥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抗日救国会。

　　于天放住进宋万金屯之后，特别是张录家突然来了4名雇工，引起日伪当局注意。敌人为放长线钓大鱼，在宋万金屯收买了一个叫于山东子的人，以及经常到这一带打猎的王山东子。二人伪装积极，多次为抗联买过东西，骗取了小分队信任。

　　1944年12月19日，于天放在宋万金小学正同教师王明德交谈，叛徒夏振华带领众特务冲进来，枪口对准于天放，虽展开一场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于天放被捕。在于天放被捕之时，小分队成员于兰阁正从壕南场院往回赶，发现敌人包围了屯子，撤腿调头往壕南跑，当行至小红营林场时，误入特务据点，也遭逮捕。就在他们被捕的当天夜里，孙国栋在绥化九井子、杜希刚在绥棱小五部屯也先后被捕。至此，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先后有6名小分队主要成员被捕，几乎造成小分队全部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