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东北抗联的队伍里，有很多女兵。

    除了大家知道的赵一曼和“投江”的“八女”这个战斗集体之外，那些默默无闻，甚至没有活着看到抗战胜利的女战士就更多了。

    1959年周保中曾说：

    妇女同志的坚忍奋发，吃苦耐劳，经得起残酷考验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在那游击战争处于挫折和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游击战士，除了作战伤亡外，还有饿死的，冻死的。在基干部队里也有个别人逃亡叛变的，每个战士的身上负荷是很重的，除了携带枪械弹药外，还得背上自己的给养、预备服装、小帐篷、小火炉、锹、镐、斧、锯和炊具等等。妇女同志除上述东西以外，还要携带药包、尺、剪、补衣碎布和针线。如果男同志背包重四十公斤到五十公斤的话，女队员就要多加上五斤到十斤。因此，在穷年累月不断的行军作战中，就是铁汉子也有的不堪苦累而死的。然而妇女却没有一个害怕苦累的，更没有逃亡叛变的。

    东北抗联老战士胡真一讲过这样的故事：

    1936年3月份，我参加了抗联。

    那时候没开伙，吃住在老百姓家里。百姓有好东西就拿出来给我们吃，他们说抗联是穷人的队伍，你们打日本，我们当帮手，一块儿打日本鬼子。房东家很穷，窗户没窗纸，睡南北大炕。游击队里纪律严格，老百姓睡炕上，我们睡炕沿下，铺一些草就那样睡。

    炕上总会比炕下暖和，我就想上炕睡个暖和觉。我愣头愣脑，梳个小子头，脸黑瓷瓷的，房东家都以为我是一个愣头青呢。没想到我把事情闹大了，影响了新媳妇家与抗联部队的关系，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个大冷天，手脚冻得像猫咬似的。听说一家娶亲，新媳妇被接到了刁翎兴龙沟。我可真有福，被分配到娶媳妇这户人家里住。我心里乐开了花。我去洞房看新媳妇，新媳妇见我的样子眼生。我摸了摸炕头，觉得很热闹，把着新媳妇的肩膀上了炕，坐在新媳妇身旁暖身子。新媳妇恼脸子，我就下了炕出去了。新媳妇对新郎说，一个长得瘦了吧唧的黑小子上炕碰她，这是什么抗联？调戏妇女，跟土匪一样！

    新郎到部队领导那里去告状：什么抗联？调戏妇女！

    领导动怒，抗联部队竟然有这种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违反纪律调戏妇女，一定要找出这个人。领导派陶副官去处理此事。

    最后找到了我的头上。我一出现，人家一下子认出了我，说是“他”。

    陶副官听了哈哈大笑，一下子把新郎笑懵懂了。你们手下的兵调戏妇女你还笑？

    陶副官说：你仔细瞧瞧，是“他”吗？新郎说不会看花眼的。

    陶副官说：她是女的，不是男人。

    新郎半信半疑地问：是女的，脑袋上怎么没留头发？

    陶副官让我到新媳妇那里当面认错。

    我去新媳妇那里认错，新媳妇知道我是女的就呆了。我解释说，站岗站冻脚了，一是看看新媳妇长啥样，再就是想暖和一下。新媳妇解除了误会，她问我：你这么个岁数还是女孩，怎么来当兵？我说：打日本鬼子呀！随后，她还让我上炕焐脚。

    这一个笑话传到了军部，很多人见我就笑。领导批评我，女孩子要稳当些，不能像猴子似的蹦来蹦去的。被人告了一状，我开始注意衣着了。后来我又随部队来到这个村子，还是住在这户人家里。我跟她叫嫂子，那个亲热劲儿，我现在都没忘。

    二

    当战斗打响时，女战士付出的更多，有时是丈夫，甚至是孩子。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在德给笔者讲过她生第一个孩子时的情景：

    1938年，我生下一个男孩儿。当时的环境恶劣，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我又没有奶水，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小生命自己挣扎，情况一天不如一天。第五天，儿子死了。我因产后受风，全身浮肿，也在死亡线上挣扎着。一对朝鲜族老夫妇急得没有办法，只是看着我流泪。我想起在六军被服厂时，用老鸹眼树皮煮水给伤员洗伤口，可以消毒，就让他们找这种树皮用水煮。我用这水擦洗身子，还真见效，浮肿慢慢消了，身体开始恢复了。

    抗联老战士金伯文也讲过她生第一个孩子的经历，那是1940年冬天的事情。她说：

    农历十一月初五的那天，在行军中，我的腹痛渐渐加剧，部队迫不得已停了下来。就这样，我的第一个儿子在冰天雪地里降生了。朴大姐替我接的生……这时一个同志脱下了自己的破棉衣，把孩子包起来，再围上一条破军毯，然后由朴大姐背在背上。我年轻，什么都不懂，只觉得孩子生了下来，就像是一块沉重的石头落了地，身子顿时感到格外轻松，快活极了，马上随部队开始了长途行军。晚上，我们围着火堆取暖。朴大姐把孩子从背上取下来，打开一看，孩子安然地躺在里面。是啊，这个小生命还活着。同志们都高兴地围过来，欣然地看着，笑着，忘记了白天的紧张和疲劳，都各自将自己平时保存的一些补衣服用的旧布拿出来，给孩子当尿布。朴大姐拿着旧布，凑在篝火边，一针一线地给孩子赶制了一件小棉衣。我十几岁就离开了母亲，在这种恶劣的环境生下这第一个孩子，若没有朴大姐胜似母亲般的照顾，我想这一关我是难过的，真是多亏了这位有经验又能体贴人的好大姐（她于1963年左右病故于长春）。这时张忠福还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肇华”，就这样孩子开始随我在深山老林里与敌人周旋了。

    1939年，20岁的金玉坤经组织介绍与第十一军大队长隋德胜结了婚。金玉坤怀孕后，仍坚持战斗，1940年4月14日她生下了一个女孩儿。隋德胜没有时间看望金玉坤和孩子，只让警卫员送给金玉坤200个鸡蛋，这些鸡蛋大部分都被金玉坤送给了伤病员。部队首长根据战斗需要，动员金玉坤把孩子送到山外老百姓家抚养。金玉坤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把孩子送给了一个老乡。望着孩子稚嫩的面庞，金玉坤的眼泪夺眶而出。她从衣襟上撕下一块布，在上面写下一行字：“父，隋德胜；母，金玉坤。1940年4月14日生，乳名凤兰。”然后，她把布条系在孩子的内衣上，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位老乡把孩子带出了大森林……

    多年前抗联老战士李敏曾给笔者讲过，东北抗联的女战士是最能吃苦耐劳的，她们有着惊人的毅力。有一名女战士叫许洪清，是七军的，她有一双解放脚，脚小，鞋大，由于长期行军，脚都磨破了。尽管如此，她还坚持随军行动，而且还背个没满月的孩子。

    在一次被敌人追击的紧要关头，她怕孩子哭，引来敌人，就给孩子的嘴里灌上了大烟水，让孩子迷迷糊糊地睡觉……

    三

    “八女投江”的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1938年10月，东北抗联第二路军西征部队一部，于返回宁安途中，在林口县乌斯浑河与日军遭遇。战斗打响后，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芝，第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及战士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八名女同志主动承担掩护大部队突围任务，在弹尽粮绝时跳进乌斯浑河壮烈殉国。这一事迹1949年以后被改编成多种文艺形式广为流传，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个记录“八女投江”故事的是周保中。如果没有周保中在日记中记录下这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可能“八女投江”的故事就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1938年11月4日，周保中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我五军关书范师长于西南远征归抵刁翎，半月前拟在三家方向渡过乌斯浑河，拂晓正渡之际，受日贼河东岸之伏兵袭击。高丽民族解放有深久历史之金石峰及妇女冷云、杨贵珍等八人悉行溺江捐躯。宝清有我联军第五军第三师八团一连激战日贼及伪蒙军之烈士山，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

    1948年秋，女作家颜一烟准备以“八女投江”为题材写一个电影剧本。她找到了冯仲云，冯仲云给她讲了许多气壮山河、光彩照人的英雄故事。当她说准备写“八女投江”时，冯仲云立刻说：“太值得一写了！”冯仲云还给她开了介绍信，为她提供了许多采访的方便条件。剧本初稿写完后，颜一烟又请冯仲云审阅，并就能否虚构等问题征求冯仲云的意见。冯仲云看完剧本后非常肯定地说：“当然可以，艺术不是照相。你这样写，虽然对八位女英雄来说不是真人真事；可是对整个抗联说来，就是真人真事，因为你表现了当时抗联的真实。”

    周保中的日记和冯仲云的积极支持，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艺术创作才使得“八女投江”的故事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光彩照人。

    冷云等人牺牲后是留有尸体的。后来，胡真一回忆说：

    河里有柳树，有的被水冲到下游，有的背包挂在树枝子上。人起不来了，八个人一个都没出来。师里派人去找，没找到人。

    就要封江了，部队还要远征，柴世荣提出部队直接撤到穆棱。第二年春天开江了，这几个人挂在树上，八个人的尸体被树毛子给挂住了。柴世荣决定把八个同志的尸体捞出来，挖坑把八个同志埋葬了，就在河边挖坑把人埋了。柴世荣对我说，冷云也死了，死得挺惨，在柳树毛子里捞出来的。他心情不好。

    当时八女有坟，后来坟被水冲平了。

    四 

    2007年10月31日，笔者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忠诚》剧组到黑龙江鹤岗采访李桂兰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