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张苏区时期的征收土地税收据，这种收据通常又称之为“税票”，落款时间只有月与日，没有具体的年份。我一看，为之震惊！如果这张收据的空白年份是1930年的话，从目前有公开记载的史料看，它就是红色政权征收土地税收据的龙头老大，没有更早的时间记录。

    2023年5月23日，我应邀前往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金砂镇，参加“溪南红收藏馆”开馆仪式。

    金砂镇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鼎丞同志的故乡，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古镇。1928年7月永定暴动后，永定县委在金砂西田村“金谷寺”成立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队伍——溪南红军营；同年8月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区级红色政权——溪南区苏维埃政府。

    这里除了有“永定暴动”旧址，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部队成立和溪南区苏维埃政府旧址——金谷寺以外，还有永定暴动兵工厂旧址——邹公庙，张鼎丞故居，中共永定县委成立旧址和永定暴动陈列馆，张鼎丞纪念馆，张锦辉纪念园等组成的“金砂红色旧址群景区”。

“溪南红收藏馆”揭牌仪式

    “溪南红收藏馆”就座落在金砂镇的新街，馆主是永定区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江志中先生。江先生是一个有红色情怀的年轻人，自费收集散落在各地的红色历史资料，把收集到的史料通过展览馆的形式展示出来，为传承红色基因，传播正能量煞费苦心，无私奉献。 

    开馆仪式结束之后，我们进入馆内参观。给大家讲解的是刚刚退休的龙岩市永定区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赖立钦同志，他对永定地方史料非常熟悉，对文物的解读娓娓动人，扣人心弦。其中他对一张“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征收土地税收据”的解读，听了让人特别感慨万千。

    永定县从1929年10月成立苏维埃政府以来，到1931年底，有过四任主席。第一任是阮山，阮山于1930年6月调闽西苏维埃政府工作。接替阮山的是谢献球，谢献球1931年3月被当做“社会民主党”成员而错杀之后，由陈海贤接任。陈海贤接任只有短短几个月，也被当做“社会民主党”成员而错杀了。之后，由范乐春接任。

    陈海贤，1901年出生于永定区高陂镇黄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陈海贤很早就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组织。1927年10月，陈海贤响应中共太平支部号召，参加反对军阀陈国辉摊派二万大洋马路捐的斗争，火焚高陂团防局，取得了斗争的胜利。1928年8月5日，他参加由福建省委特派员、宣传委员王海萍为总指挥，邓子恢、张鼎丞、傅柏翠为副总指挥在西陂天后宫举行的闽西秋收暴动（太平里秋收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征收土地税收据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23日上午一举攻下龙岩城，当天下午攻打坎市，当晚，毛泽东在坎市“德裕翔”店召集太平区委负责人会议，太平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林海汀当主任，陈海贤任高陂宣传队长。6月2日，太平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培风西灵庵召开，成立太平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为郑庸金，陈海贤当选为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

    1929年9月，中共闽西特委发出了第七号通告，要求各区着手发动群众创办信用合作社，解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资金却借款无门或被迫借高利贷的窘境。陈海贤在时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阮山、县苏财政委员会主任赖祖烈、太平区苏主席林修富等支持下，和西陂村人林清风于1929年10月组建了全国最早的红色信用社——太平区信用社。太平区苏财政委员会在陈海贤领导下，积极发挥财政的主动作用，把太平区各项事业搞得红红火火。

    1929年10月26日，永定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辖12个区苏，123个乡苏。1930年10月20日至25日，永定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湖雷召开，由于陈海贤在太平区理财有方政绩卓著，大会推选他为本届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常委、财政委员会主任。

    在此期间，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于党内“左”倾路线在永定推行，导致新编红21军几度出击东江失利。而永定县委、县苏又日日夜夜忙于军事动员工作，招兵补充主力红军，重建各地游击队以适应战争的发展，忙于战争经费的筹措和医药卫生等工作，还忙于妇女、少先队、儿童团劝说逃兵归队，慰劳红军战士等工作。加上党团合并后，总行委提出一杆枪，一粒子弹都要集中到红军去！因而造成后方游击队力量遭到削弱，永定的财政收入逐渐趋于紧张的局面。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陈海贤一方面依靠群众发展生产，多渠道地开辟财源并加强苏区与白区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严厉实行廉政措施，紧缩开支，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稳定了永定苏区前后方的物资和粮食供应。1930年11月专门出台了《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关于财政问题草案》，他主持召开联席会，提出了调整时期的几项措施。此外，陈海贤设法大办粮食调剂局、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截至1931年4月，永定苏区共成立了9个区级信用合作社，可以说，陈海贤称得上是闽西红色金融先行者之一。

    1931年1月，由于闽西地区开展“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永定县委、县苏干部由于对运动不理解，产生过消极抵触情绪。因而县苏政府主席谢献球，被当做“社会民主党”成员杀害了。1931年4月中旬，永定县第五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选举陈海贤为本届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身负重任，不畏艰险，挺身而出，把苏区建设搞上去。任职期间，继续发展生产，兴办红军后方医院、红军被服厂、红报印刷厂、硝盐厂、石灰厂等，继续扩大信用社，消费合作社、互济会、粮食调剂局等，为巩固苏区经济作出了很大努力。4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永定县第一次雇农代表会议，出席代表400余人。与会代表一致肯定溪南分田经验和中共闽西“一大”政治决议案中的土地革命政策，从而抵制了“左”倾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推行，使永定县大部分土地革命成果保存下来。5月1日，中共闽粤赣边特委给永定县委发出紧急指示信，批评永定反“社党”宣传不够，注意力太差，因此，县肃反委员会变本加厉地利用“肃社党”的名义，大肆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形成了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严重局面。6月，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海贤去验收“肃社党”的“成果”时，发现永定的优秀党团员、县苏领导人及红军指战员已被“肃”掉107人（不包括一般群众），顿时肝裂肠断，几乎昏迷过去。他始终认为这些无辜受害的同志是含冤而死的，因此忿然说了一些对“肃社党”持有不同观点的话，于是立即遭逮捕并加严刑拷打。6月中旬，陈海贤在永定南门坝惨遭杀害，时年29岁。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追认为烈士。

    听了赖立钦同志对陈海贤烈士的介绍，除了对陈海贤烈士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敬仰之外，也对那段“左”倾错误路线给苏区造成的危害，感到极其痛恨。

    两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被错杀之后，继任者是个女同志，永定县金砂乡古木督村人，叫范乐春。范乐春从陈海贤手里接过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担子一段时间以后，又差一点被当做“社会民主党”成员。只不过当时范乐春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唯一的女性中央执行委员，没有人敢动她。

    范乐春上任后，由于党中央不断从上海等地派送主要负责干部到中央苏区工作，永定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门户之一和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重要站点。经她接送的干部有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百人之多。为保证护送干部的安全和中央苏区军需民用物资的供给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年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就是如此地残酷。很多优秀的苏区干部，没有牺牲在战场上，而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落款没有年份

主席陈海贤私章

    上述的历史记载无疑是准确的。但历史记载之外，往往还有许多值得研究与补充的地方，就比如这张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土地税收据所反映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

    这张是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出具给二区堂堡乡沈森文户缴纳土地税的收据。可是，这张收据落款时间不明确，只有2月1日，没有具体年份。究竟是什么年份的2月1日？按照收据中落款人印章陈海贤的情况看，这张征收土地税收据开出的时间应该是1931年，即1931年2月1日。

    时间问题是有了佐证，可谢献球与陈海贤两位主席交接的具体时间，史料上没有说清楚。依据现有的史料，谢献球是1931年3月被当做“社会民主党”成员杀害的，陈海贤是1931年4月永定县第五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是选举产生的。两位主席交接时间是乎是1931年4月。

    文物的贡献，就在于它以铁的事实，证明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像这张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开具的土地税收据，证明了两个客观的事实：1、陈海贤是在1931年1月底接任（或者说代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不然不会有2月1日的落款。2、以此类推，谢献球是在1931年1月底以前被抓的。这可能是“肃社党”运动被抓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