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一曲悲壮的英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说：（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征中，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期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在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倒下了一名红军官兵。

    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长征胜利的消息，被鲁迅这位近代思想史上的巨人及时地捕捉到了。仅凭着一个简短的消息，他就感觉到了长征震撼历史的特殊意义，看到了民族精神崛起的曙光。这位以毕生精力呼喊着民族灵魂再造的思想先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向陕北发出了激情澎湃的贺信——

    英雄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长征的意义，伟大领袖毛泽东有过精辟的总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的环境，毛主席有过精当的表述：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长征的结局，毛主席言简意赅地总结：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长征赢得胜利，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根本保证。毛泽东同志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长征的胜利，归根到底，就是我们红军有着伟大的长征精神。

    2016年12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讲话中说：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实事求是”是长征精神的核心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亊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

    因此，实事求是地说，长征的胜利，还跟彼时彼地的一些主观客观因素分不开，而我们党审时度势建立的统一战线对长征的胜利以及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建下了卓著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总书记说：红军长征的那个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

    让我们追源溯流来了解一些总书记说的“那个年代”、“危急关头”的历史背景吧。

    辛亥革命，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还倒行逆施复辟称帝。1916年袁世凯死后，整个中华大地逐渐演变形成以割据和混战为特征的军阀政治，直至1928年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虽从表面上结束了乱政，但长期分裂的因素早已存在。因此，辛亥革命的复杂性就是军阀政治产生的不可或缺原因之一。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政治乱象是：封建一方面是中央专制的刽子手，让延续千年的大一统政体解体；另一方面又是封建割据的催化剂，造成天下的分崩离析。而这个封建又是士绅阶层所一直觊觎的。其双重的分崩离析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曾尖锐地指出：“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

    此语，可谓一语道破其中玄机。

    来看一看彼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背景。

    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在袁世凯手中，由“二十一条”交涉而引起的爱国反日运动，是其后“五四运动”爆发之预演。终于，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按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之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去世后，为了使他生前的“以俄为师”的口号落地，继续扶持中国的亲俄势力，苏俄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即中山大学，用苏俄的理论培养中国的革命者。

    当时的国民政府与苏联正处于合作时期，在军事上有着密切联系的往来。蒋介石需要苏联人的帮助，将“太子”蒋经国送去苏联留学。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虽然国民政府有着名声上的威望，在军事上却实力薄弱。蒋介石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军事力量，需要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当时苏联给国民政府提供了很大的军事帮助，派很多相关的军事人员来到广州，并提供众多的军事人才以及军事经验，还有很多军事训练相关的武器，帮助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极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军事能力。

    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自然被苏方“刮目相看”。1925年，蒋经国去苏联留学时，蒋介石的地位并非稳定的。蒋介石为了能够稳固和提升自己的位置，狐假虎威，想借助苏方的力量强大自己，便与苏方达成协议，列出了一部分去苏联留学的人员名单，其中就有蒋经国的名字。这实质上差不多是把蒋经国当作“质子”的举措。苏方很是乐意有此举，因为他们注意到了蒋介石的“出类拔萃”与不同寻常的潜质。

    当时，派子女远赴苏俄留学，是一种时髦，也是国民党要员们的唯一政治正确路线。老蒋就是想藉此举表明自己的亲俄立场，也想让未来的“太子”去镀镀金，于是派小蒋先去北京就读“俄语培训班”。

    1925年，蒋经国赴前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期间曾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并任乌拉尔重型机器厂技术员、助理厂长。1937年回国。

    当然，这跌宕起伏的一切都与历史的变故相关。

    1927年，蒋介石在国内悍然发动“4.12”政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这一下，共产国际迁怒于“人质”蒋经国，将他充军西伯利亚当列兵。

    蒋介石曾经评价过两个儿子：“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身处逆境中的小蒋，悟性高，“可教性”马上显现得淋漓尽致。为求自保，他坚决宣称与蒋介石划清界限，并多次登报严厉抨击他老子。靠着这种蜕变，小蒋后来进入列宁格勒中央军政学院深造。1930年，他顺利毕业，其毕业论文就是探讨“游击战”。

    小蒋留学前苏联的十二年中，独在异乡为异客，无数次想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只是苏联方面的一再作梗，让他心里的曙光逐渐熄灭，并悲戚地听天由命打消了此番念头，因为蒋介石恩将仇报的清党活动，无疑是给蒋经国的回国梦雪上加霜。

    尽管蒋经国在前苏联无比虔诚地洗心革面，尽管他也乡愁万里任翩跹，尽管蒋介石也非常思念他这个其貌不扬的儿子，但由于林林总总的主客观原因，蒋经国的回国梦一直无限地“君问归期未有期”。

    虽然不可以顺利回国，异国他乡的蒋经国却邂逅了自己的爱情，遇见了他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女子。这位令小蒋倾心的女子是白俄罗斯女性，芳名芬娜，后来小蒋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字：蒋方良。

    直到1937年，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这位已经改名换姓为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终于熬过了12年苏联留学加劳动的时代，带着他的白俄罗斯妻子凯旋。

    鉴于这个情况，时刻要给自己留后路的蒋介石，分寸把握得很好，没和共产国际完全撕破脸皮，当然在对红军的围剿中也就屡次“手下留情”了。

    再看看其时那些形形色色的军阀。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军阀主要分成北洋派系军阀和地方派系军阀，其中北洋派系军阀主要分为直系、皖系、奉系军阀；地方派系军阀主要有晋系、滇系等军阀。而每一系军阀下面，又“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着大大小小无数个野心勃勃的军阀。比如——

    滇系军阀：蔡锷、唐继尧（联帅）、顾品珍、龙 云、卢汉等。

    川军：胡景伊、周骏、刘存厚、刘湘、王陵基、邓锡侯、刘文辉等。

    川军比较特殊，虽然地盘很大，兵力很多，但不是一个完整的军阀体系，而只是一个由大大小小各派军阀组成的军阀联盟。川军整体战斗力较差，和黔军一样有“双枪兵”之称，但个别部队如郭勋祺的“ 模范师”战斗力很强；且川军吃苦耐劳，意志坚强，一旦发挥出激情还是特别能战斗的，如百丈关战役中，为了阻挡红军杀入成都平原，川军与红军一场血战，使红军伤亡万余人而铩羽；在红军和川军作战的历史上，红军常常低估川军的战斗力，导致作战指挥错误，比如贵州土城青杠坡战役的失利。当然，据此也可见川军的战斗力极富弹性。

    破灭了“皇帝梦”的袁世凯一命呜呼后，中国渐趋于动荡时期，野心家们都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军队。所谓“中央政府”则基本上有其名而无其实，走马灯似的换总统，大不了就是一个类似盟主的称号。军阀们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都会选择一个比较富饶的地方，成立一个独立的统治地区。群雄纷争，不少生杀予夺的军阀和权贵们，都想把自己的头像铸到钱币上，即便不能流通，也过一把瘾，以显示自己的功绩、满足虚荣心。

    1928年起，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新时代，史称“青天白日旗”的民国时代。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中国，充其量就是一个号召力更大一点的盟主而已，因为在南京的有效控制范围之外，仍然盘踞着各行其是的各大军阀，“百年魔怪舞翩跹”，他们各自心怀鬼胎，对南京政府并不一定有令则行有禁则止。

    1930年4月至10月，中国爆发了一场军阀大混战。这是一场由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等人为领导的“倒蒋”战争，其结局是蒋介石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艰难获胜。

    生灵涂炭的根源，归咎于军阀割据。  

    1928年“二期北伐”完成以来，关内出现了新的军阀分治局面。冯玉祥据有陕西、甘肃、河南、山东四省，拥兵40万；阎锡山拥有河北、山西两省和平津两市，拥兵20多万；李宗仁则占据了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同样拥兵20多万；而作为国府主席的蒋介石则只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和上海市，有军队50万，没能确立绝对的统治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一方，其它各派军阀为一方，在地盘分配、部队编遣、统一海关税收等问题上，开始了明争暗斗，数次撕破脸皮。

    1930年3月，冯、阎、李旗下的50多名将领发出通电，公然要求蒋介石下野，“以党政还之国人”，并公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开始和南京分庭抗礼。5月11日，战争全面爆发，双方在陇海路、津浦路和平汉路交叉形成的地带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混战。

    战争之初，联军势头正猛，蒋军节节败退，被夺取大片领土，蒋介石也差点被西北军俘虏。然而蒋介石毕竟有中央政府的名分，很快调集后援出征。而联军一方却是各怀鬼胎，桂系兵力较弱，不敢过于紧逼；阎锡山又老奸巨猾，总想着保存实力，让友军牺牲。这样，蒋军到八月已经遏制住了不利态势，双方形成胶着。

    关键时刻，半路杀个程咬金，让蒋军先败后胜。

    受蒋介石袍哥义气的恩威并重，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入关，反蒋联军顿时腹背受敌。本来冯玉祥还想决一死战，阎锡山却已脚底抹油。蒋、张联手，最终在10月彻底击败了冯、阎、李的军队，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中原大战，双方总计投入100多万军队，蒋军伤亡10万，联军伤亡20万。冯玉祥的西北军基本完全瓦解；李宗仁退守广西；阎锡山只剩下山西一省地盘。蒋介石正式坐稳了民国主席的宝座，再也没有人能挑战他的权威，但他的实际可控地盘依然只限于江南与中原数省。

    得益最大的是张学良，损失微乎其微，却被蒋介石酬劳，获得华北地盘。但此举也造成东北军半数入关，东北兵力相对不足，一年后爆发“九.一八”事变，丢了老巢。

    中原大战，蒋介石能够取胜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蒋介石打出“统一”的旗号，获得了民心，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毕竟只有南京国民政府才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合法政府，也得到国内知识分子和富人阶级的普遍支持，且受到各大国的承认，所以在政治上占据了优势。

    第二，蒋介石能够在军事根据敌方情况，合理运用谋略，各种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首先集中兵力对付实力较弱又首鼠两端的阎锡山，使得阎锡山仓促退却，打乱了反蒋军的阵线，之后又不惜花大价钱收买、策反冯玉祥的许多西北军部下，使得战力较强的西北军也阵脚大乱，稀里糊涂地就丢了河南大片土地。

    第三，是蒋介石作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有着江浙财团和外国势力的支持，在物质上具有优势。

    由此可见，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作为最终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蒋介石确实是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政治人物。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带给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

    首先，大战确立了蒋介石政权的统治基础，巩固了他对东南的统治，并把南京政府的影响力波及到了华中、西北和华北。这对接下来的国内建设和之后的抗战御辱是有积极意义的。斯大林都认可的人物，中国共产党肯定也得认可。

    其次，是战争的巨大破坏造成了国力的损失。双方动用的兵力在150万左右，“死伤达三十万之巨”。巨大的军费消耗摊派在老百姓的头上，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尤其是战区波及到的地方，更是损失巨大。

    最后，是战争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加大。汪精卫、邹鲁等人在北平搞“扩大会议”，另立法统；阎锡山就任所谓“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另立元首，这些都是对国民党统治权威的极大损害。国内的不团结更容易招致外辱，东北军的大量入关，使得“九.一八”事变发生，使国家的主权受到极大的破坏。

    不可否认的是，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与发展的。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难日益深重，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的呼声，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和国民政府连连退让，引起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爱国力量的不满，他们纷纷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

    对于日本的入侵、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友邦人士”的作壁上观，鲁迅在其《友邦惊诧论》中有着深刻的揭示——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决抗日、收复失地的正确主张，积极领导东北抗日武装力量。1931年9月20日，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喊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并发出抗日号召。

    毛泽东同志敏锐地看到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析说：“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无论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国家民族为己任，赢得了人民的理解、同情与支持，因而统战工作一直开展得游刃有余。

    因此，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什么是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就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乃至民族、国家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简要地说，统一战线就是一定社会政治力量的联合。

    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方面最大的教训就是忽略了对领导权的争取。长征初期，我们党总结各种经验教训，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根本上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是一致的。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突围，所有部队已经集结完毕。蒋介石也发现红军有突围迹象，为了彻底消灭中央红军，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军队设置了四道军事封锁线企图毕其功于一役。

    第一道封锁线：东南起于安远、信丰，西北迄止赣州、南康、大余间，以桃江为天然屏障，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

    第二道封锁线：设在粤北韶关的仁化县，国军分南北两路，北路为中央军，时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2个纵队，共4个师追击，南路是粤军，由余汉谋率领李振球、叶肇、李汉魂三个师堵截；

    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湘粤边湖南境内良田到宜章之间；

    第四道封锁线就是湘江。

    第一道封锁线主要是由陈济棠扼守，第二道封锁线由何健扼守，第三道是由何健和陈济棠共同扼守，第四道封锁线由桂军来进行防守。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以后，国民党内仍然派系林立。国民党中央的反蒋派系，政治影响较大，但无实力。国民党地方军阀中，南方的桂系、粤系，北方的冯系、阎系等实力较强，早就企图问鼎中央权力，取蒋代之，他们联合国民党中央反对派，也同外国势力有联系，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反蒋战争；势力较小的地方军阀，为了抵御蒋介石剥夺地盘，消灭其军力，也积极反蒋。这种矛盾和斗争，始终贯穿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并对其统治构成直接威胁。蒋介石屡次统督各地军阀“剿共”，也包藏着利用内战消灭异己的目的。地方军阀为防蒋“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也都各怀心思，暗中保存实力。国民党大小军阀的矛盾和斗争，成为红色政权能够建立、存在和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重要原因，充分利用这些矛盾也成为红军突出重围北上抗日、并取得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蒋介石眼中，红军长征是他扫除异已、扩展势力范围的难得机会。他老谋深算，试图一箭双雕，既要“围剿”红军，又要收拾地方军阀。于是他派出了由薛岳指挥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以及湘军、桂军、滇军、川军、黔军等地方军阀对红军进行层层阻拦，围追堵截。但薛岳的第六路军接到的命令却是“匪行即行，匪止即止”，言外之意，就是赶着红军去打其他地方军阀，让军阀与红军鹬蚌相争，嫡系军队可以渔翁得利。而既要防止红军进入其统治地盘进行“赤化”，又要拒阻蒋介石的借机渗透并吞，则是地方军阀相应的两手。但总体说来，地方军阀们“防蒋胜于防共”。实际上，正因为这些军阀派系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割据，给红军突破险阻创造了战机。

    每一地的军阀，在蒋介石的号令面前，既要装模作样地围追堵截，又要处心积虑地“抱着自己的娃儿不哭”，因此，各人都竭尽所能使出自己的花招。

    担任“剿匪”军南路总司令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积怨甚深，痛恨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做法，曾多次树帜反蒋。

    宁都会议上就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到会昌与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的何长工分析陈蒋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可以利用矛盾，联合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并向周恩来提出了开展军事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的建议，得到采纳。陈济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赞同中共的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出秘密谈判合作事宜。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回信，对陈济棠愿意合作反蒋抗日表示欢迎，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等与之谈判。中央派遣何长工、潘汉年为代表到江西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经过三天三夜持续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这次谈判的成功，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巧妙地利用陈蒋矛盾，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一大胜利，为党中央正确选择突围方向，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借道陈济棠防区，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不仅大大减少了红军的伤亡，而且打破了蒋介石一年来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和封锁，使蒋介石无法从容布阵，为后面突破第二、三道防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突围开始时，粤系陈济棠最直接，干脆和红军联络，问明白红军的行军路线，得知红军不会在广东落脚后，便和红军一起演戏，部队缩在碉堡里，只要红军不来攻，粤军绝不开枪。陈济棠按照和红军的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长达40华里的通道，于是中央红军顺利通过蒋介石的第一道封锁线。

    蒋介石听说后大为恼火，他难以理解中央红军是如何通过封锁线的，于是便命令陈济棠和何健迅速出兵予以拦截。

    由于在第二道封锁线陈济堂的下属军官也是出工不出力，何健部队又作战失利，让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第三道封锁线还是由陈济堂部队担任主力封锁任务，在此过程中红军严守纪协约，坚决不深入广东腹地，只沿着粤湘赣边境前进，因此并没有遭到陈济棠的坚决阻击，成功穿越第三道封锁线。

    这时候蒋介石才明白陈济棠根本就没有打算全力阻击红军，他向陈济棠发了一篇电报严词训斥。陈济棠担心受到蒋介石的秋后算账，就装模作样的命令部下尾随红军发起进攻。

    湘军的何健，虽是蒋介石任命的“围剿军总司令”，但何健的思想是把红军赶出湖南就万事大吉，当时红军从江西突围以后就进入湖南，准备向湘西发展，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何健怕他们会合后“隐患无穷”，所以极力在湖南境内剿灭红军，但当中央红军从湖南境内出来向贵州和四川突围的时候，他就不像在湖南那么卖力气了。

    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是蒋介石派出围剿红军的一支力量。白崇禧和李宗仁是广西的桂系军阀，他们俩号称“李白”，国民党派系中桂系军阀作战能力很强。同样因为担心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对桂系军阀不利，在围剿红军的时候，白崇禧的主要思想就是堵截、侧击红军，目的就是不让红军进入广西境内。他的想法是“给红军活路，也是给自己机会，给自己活路”，故而对红军“不拦头，不截腰，只击尾”，赶着红军离开广西就是胜利。

    川系军阀相对来说比较强，其军阀代表刘湘，在围剿中央红军的时候也是一支重要力量。但他也是力图自保，不拼消耗，只要把红军堵在四川之外，红军借道是完全可以的。

    军阀们的自保，用四川古蔺话来说，就叫不能“为其别人的胡豆，炒烂自己的锅儿。”

    在国民党各个军阀派系里面，黔系军阀王家烈可以说是最弱的。贵州当时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瘠状况，主要依靠种植大烟、贩卖烟土来获取各种税收，来养活政府和军队。所以几乎人人抽鸦片，“双枪军”的黔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故而长征中，中央红军在贵州徘徊的时间最长，王家烈也是蒋介石一箭双雕的第一个牺牲品。

    客观上讲，各路军阀都看透了老蒋的如意算盘，都不想消耗自己的力量为中央军做嫁衣。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独立自主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长征中从实际情况出发， 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灵活有效地开展对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为胜利完成万里长征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提供了经验。

    二渡赤水，毛泽东充分利用各派军阀间的矛盾，带领红军寻找敌军间隙穿插，先集中兵力打击地方军阀王家烈部，再集中兵力打击中央军薛岳部，将敌两个师消灭大半，创造了四渡赤水的佳话，以致蒋介石愤怒地称此战为“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

    毛泽东又利用云南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指挥红军未经激烈战斗便迅速通过滇东北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过云南时，云南籍红军将领罗炳辉受命致函同为彝族的龙云，晓以利害，劝其保持中立，让红军尽速通过云南。1936年红二、六军团经过云南北上，也先后以云南旅沪同乡会、云南旅沪同学会的名义写信给龙云，劝其保存实力，不要过分与红军为难。这些信函以情理相劝、实力相诫，促使龙云在堵截红军方面行动消极，有利于红军通过云南、摆脱追兵。

    进入川康地区后，当地军阀一方面怕红军推翻其统治而大力防堵，一方面又怕蒋介石的追兵抢其地盘，有时“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四川军阀刘湘向下属秘密交待，如红军停留就打，如不停就放他们走。中央红军洞悉地方军阀的心理，采取不进入四川腹地而沿西部山区北进的策略。同时，朱德还向过去熟悉的川军将领写信，说明红军只是路过北上抗日，要其警惕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减少了损失。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又利用东北军、西北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同时注重激发东北军将士的抗日爱国热情，与之建立了秘密的合作关系。 靠着这种正确的策略，中共中央不仅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还胜利完成了东征、西征，迎来了三大主力会师，显示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威力。

    蒋介石的主动是靠自己的计划强加于对方的，而毛泽东的主动则是“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而产生的结果，是在战场较量中依靠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的卓越指挥才能夺取的。因而，尽管蒋介石在发动第五次“围剿”后，曾一度在战场上占据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权，把红军一步一步地逼上了长征之路，又曾一度陷红军于绝境。但当毛泽东重新执掌红军的指挥权后，他本来已经掌握的战场主动权即突然完全消失了，他关于主动权的高论也成了对自己战场指挥的绝妙讽刺。不是他要红军向东就向东，向西就向西，而是毛泽东牵着他的鼻子，要他向西就向西，要他向东就向东。国民党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的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会议。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针对敌人内部的矛盾，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长征路上，我党我军不仅充分利用了军阀们之间的矛盾去化被动为主动，还揆情度理，一路走，一路就面临的民族、宗教等新问题灵活机动地开展统战工作。

    红军长征经过了苗、瑶、壮、布依、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社会形态千差万别，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各不相同。红军在长征沿途发表有关决议、布告、宣言，张贴标语、口号等，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积极宣传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等民族政策，提出红军和各族人民是一家等政策口号，并把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规定“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不打藏族土豪”，“不立即提出没收土司的财产土地”等针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政策。

    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在云南官渡经过回民居住区时，朱德亲至清真寺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主张，次日就有几十名回民加入红军，并在红军中单独组成回民队伍。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借路北上，经七天七夜安全顺利通过200里彝地，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红军在贵州、四川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了一批革命政权，如黔东特区、 川滇黔省等革命委员会，甘孜博巴政府，阿坝藏族苏维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茂县、理县、汶川羌族工农兵苏维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等。

    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的赞誉和拥护，广大民众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等物资援助，为红军输送了不少新生力量。四川大凉山地区越西县短期内就有七八百人参军，还专门成立了“倮倮连”；四川羌族土司安登榜，深受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和感染，毅然放弃家业率200名羌族勇士随红军踏上征途，成为红军中唯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挥员。阿坝地区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在5000名以上，在陇南各县红军就增员2000多人，由此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的重要政治、军事干部。

    红二、红六军团远征到达中甸归化寺时，全体战士严守纪律，归化寺僧众为红军的言行所感动。之后，归化寺出售了几万斤青稞给红军，并且帮其购买了十万斤粮食。

    长征中党和红军实行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庙、经典，不没收喇嘛寺的财产等宗教政策。红军指战员严格遵守党的宗教政策，争取宗教界人士与红军的合作。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支援红军粮食19万斤。波巴政府副主席、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组织僧俗救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先后接纳千余名伤病员隐藏白利寺内。甘肃回民众多，为争取回民支持，红军专门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部队进入回族村庄前须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得到同意后方能进入；并规定尊重回民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红军还请回族阿訇和藏族喇嘛将有关民族政策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展开广泛的针对性宣传工作。

    这一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 使长征中的红军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为顺利北上实现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

    长征中，面对空前复杂危险的局面，我们党成功开展的统战工作保证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完成，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升了党的地位和影响力。

    长征中，虽然战事频繁、缺少纸张笔墨，但我们党利用一切条件开展统战工作宣传，宣传形式灵活多样，如开会宣讲、座谈走访、石刻标语、油印传单等。根据时局变化，我们党针对沿途不同的民族和阶层采取了不同的统战宣传策略，宣传党的中心任务，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曾亲自演讲、动员宣传。红军中人人参与党的统战宣传工作，许多红军战士都随身带一截粉笔，每天在途经处写几条标语，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我们党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统战宣传唤醒了广大群众，为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奠定了基础。

    长征中，党的统战方针政策适时应势进行调整，服从于党的中心工作。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抛弃了“左”倾教条主义，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统战对象范围扩展至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为此，我们党制定了各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民族宗教政策，吸引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群众加入革命队伍。长征后期，我们党的统战政策更加开放、统战策略更加灵活，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为最终的“联蒋抗日”创造了条件。党的统战方针政策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同志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5年8月1日，红军还在长征途中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有关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 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报》正式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八一宣言”是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意味着中共关门主义的结束，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