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陶然亭公园地处京南一隅，亭台楼阁建在湖边与园林花卉之中，多姿多彩，独具特色。在公园中央岛上有高君宇和恋人石评梅之墓，2008年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0年4月13日，我和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一起来到了陶然亭公园，向公园管理处赠送了我们保存了50年的珍贵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是邓颖超大姐在陶然亭公园凭吊“高石之墓”后和工作人员等的合影。那是1960年4月13日，周总理即将出访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邓大姐前往北京西郊机场送行，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带领工作人员和其他同志陪同送行。飞机安全起飞后，邓大姐提议前往陶然亭公园。到达公园后，邓大姐带领大家径直走向高君宇、石评梅两人合葬的墓碑。邓大姐肃穆敬意后，围着墓碑前看、后看，左看、右看，然后动情地朗诵高君宇墓碑碑腰右侧篆刻的“宝剑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根据邓大姐的讲述，我们知道了高君宇、石评梅这对有情人，生未成婚、死而并葬，在当时已是人们传诵的佳话。

    高君宇是山西静乐人（1896—1925），党的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石评梅是山西平定人（1902—1928），是我国新文学创始时期的女作家。他们先后在北京读书。高君宇在“五四运动”时期，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代表，曾带头冲进曹汝霖家，留下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史话。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与“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活动，参与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１月，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石评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后，留在附中任体育和国文教员。她经常听高君宇的演讲，感到高君宇的身上蕴藏着一股激人奋发向上的力量，就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

    但当高君宇将一片题着“满山春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的红叶送给石评梅时，石评梅却在红叶的背面写下“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她十分钦佩高君宇的人品才学，却认为自己配不上他。后来，在高君宇的关怀和帮助下，石评梅对人生、对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对高君宇的感情也越来越深。高君宇常鼓励石评梅要投入到社会中去。他说，既然社会总给青年烦闷和悲哀，那么这个世界“应该换过了”。两个人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4年9月，高君宇对石评梅表白说：“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这就是高君宇对待革命、爱情的情怀，这情怀也深深打动了石评梅。

    1925年3月，当他们准备结婚时，高君宇因带病协助孙中山和李大钊进行革命活动，突患急性阑尾炎病逝，年仅29岁。按照他的遗愿，党组织将高君宇安葬在他生前从事过秘密活动的陶然亭湖畔。在墓碑上，石评梅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情话：“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高君宇的去世，给石评梅带来巨大的悲痛，她时刻怀念着高君宇对她的爱。1928年9月，病魔夺走了石评梅26岁的年轻生命。“生前未能相依共生，愿死后得并葬荒丘”，这是她生前的心愿。朋友们便将她葬在了高君宇墓旁，让她永远陪伴挚爱的人。

    邓大姐曾为《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并为之作序，发表在1982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其中写道：“1925年1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看望我，因为，他是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这样我们有缘相见，一见如故，交谈甚洽。高君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俩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的‘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至1976年1月8日周总理辞世，他们的婚姻生活长达50年零5个月，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他们的婚姻伴随着革命，共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奉献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