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各大中学校的数千名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本文主人公不满13岁就投身革命，经常帮助抗大新四军送信、引路、送洗衣服等。从军后，陈毅给她起了新名字。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她始终保持着英气勃发的革命热情。

    无数革命前辈在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一生……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2017年2月，郑英

    1927年11月，我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贫苦家庭。1941年6月参加新四军，194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军部和第二师师部当过通讯员、卫生员、侦察员等，曾任班长、排长。回顾一生，我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我为没有虚度青春年华而深感欣慰。

    陈毅军长为我改名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新四军于1940年11月底在江苏盐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陈毅任校长兼政委。抗大五分校位于省立盐城中学，距离我家不远，步行10分钟。我不满13岁就投身革命，经常帮助抗大新四军送信、引路、送洗衣服等。新四军女兵给我讲革命道理，使我要参军的心愿越来越强烈。

    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泰山庙重新成立，并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

    同年6月7日，在陈毅军长爱人张茜和抗大五分校政治部主任余立金爱人陆力行两位大姐动员下，我参军入伍。

    首长看我年少机灵，就让我在新四军军部当通讯员。陈毅军长见到我后问我：“几岁了，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道：“我叫郑桂清，13岁。”

    陈军长笑着说：“我给你起两个字的名字好不好？就叫郑英吧，英雄的英，你要做英雄啊！”

    我喜欢陈军长给我起的名字，从此，首长和同志们都叫我郑英。

    由于家里穷，我没有上过学，张大姐、陆大姐便教我识字、学唱抗战歌曲。在行军打仗中，我再累都坚持每天学写两个字，没有笔和纸，就拿树枝在地上写，后来我参加了军部识字班，文化水平进步很快。

    在训练中我不怕苦、不怕累，从打背包、打绑腿、站岗放哨学起，直至学会使用枪支、投弹、拼刺、劈刀、格斗、冲锋腾跃这些军事技术。

    1941年7月，新四军军部反“扫荡”从盐城撤离向阜宁县转移，我随军部在滨海一带打游击战。我们遇到日本兵就打，还和老乡去摸日军据点。

    在战斗中不断成长

    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阜宁县。由于日伪军对新四军进行“扫荡”，新四军伤员多，我去了军部直属卫生队，冒着枪林弹雨上战场急救伤员，跟着卫生队队长边干边学。

    战场救护首先要快速把前线阵地存活的重伤员抢拖下来，护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进行急救包扎处理。对四肢骨折的伤员，我们用自制的夹板进行固定，头部、胸腹部负伤的重伤员转送去后方医院救治。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部队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来源十分困难，没有抗感染药品和酒精，就用盐水消毒伤口，伤员换下来的纱布绷带只能洗干净再用，没有条件消毒……换药时有的伤员伤口感染化脓长蛆，我用镊子一个一个夹出来，伤员们忍着疼痛不叫一声。前线新四军勇士们的精神和壮举感染着我，我在战场急救中表现勇敢、不怕牺牲，工作积极、不怕脏累，赢得了首长的表扬。

1951年2月，郑英

    1943年1月，我从新四军军部调入第二师师部任班长。

    新四军第二师是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华中抗战的主力部队，罗炳辉任师长。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与南京隔江相望，处于敌伪军事政治中枢的卧榻之旁。为了掌握南京方面日军情报，首长派我和刘竹清两人去南京执行侦察任务，我是侦察班长。

    到了敌占区南京江边码头，日军控制封锁了码头设置路卡，对所有进出码头的人逐个进行严格搜查验证身份。只有走地下是唯一的办法了，我和小刘决定钻阴沟洞（下水道）。我人瘦小，很快钻进了码头附近的阴沟洞，19岁的小刘是男同志，身体高大些，没能钻进去，我只能一个人去完成任务。

    我在黑暗潮湿、脏臭的地下沟道里趴下身体艰难向前移行，爬着爬着手被扎破了，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疼痛、在流血。我心想：我干革命连死都不怕，这点伤没什么！我继续向前移行，直到看见前面一丝亮光，快爬到沟道出口了，我高兴得忘记了疼痛。我从阴沟洞悄悄出来，把身上收拾干净，梳理头发，换上花旗袍，拿着白手绢，扮成城市姑娘……我找到指定的杂货店地下党联络站，用暗号和交通员接上了头。

    在交通员的掩护下，我们去了日军在南京的军事据点，潜藏在附近眺望、了解敌情，我用学会的代号和数字记录了日军步兵几个团、坦克多少辆、大炮多少门、枪支弹药的数量等兵力、武器装备方面的军事情报，用了3天时间完成了侦察任务返回部队。首长看了我带回的日军军事情报，夸我干得好。

    之后，我在黄花塘军部又出色完成了去上海等地的侦察任务，随即回到战地救护队。

    出生入死迎来胜利

    1943年秋季，我因为腹部逐渐膨大在新四军二师师部医院住院，认识了新四军卫生部部长宫乃泉，他给我检查后诊断是“黑热病”。当时师部医院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药物，宫部长想方设法通过组织联系上海地下交通站的同志，买来药品给我治病。

    宫部长关心我的成长，问我：“你愿不愿意去学习当军医啊？”当时因师部将要批准我加入党组织，我迟疑没有答复宫部长。我的“黑热病”经过住院治疗逐渐好转，至年底离开医院，又回到二师师部。

    1944年1月，我在新四军二师经军工部党支部书记吴运铎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参加革命后最幸福的时刻，那年我17岁。这一天永远在我的人生记忆中闪光！

    同年2月，我从师部调到二师军工部任排长，负责检查武器。我参加运送枪支弹药上前线阵地，通过敌军封锁线时需冲破重重阻击，敌军飞机轰炸、枪炮射击，每一次都是生死考验。数月后，我又调回二师师部卫生部奔赴抗日烽火战场抢救伤员。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从参加新四军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起，我参加过的战斗有阜宁战役、两淮战役、涟水战役等，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勇敢坚强的新四军女战士。

    矢志不忘革命作风

    1946年4月10日，经新四军二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批准，我和大我 11 岁的老红军郭云山同志结为夫妻。婚后，我和云山相敬互爱，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春夏秋冬。

1946年4月，郭云山和郑英结婚照

    解放战争期间，我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柏山战役、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斗，为了上前线战地救护，我忍痛割舍亲情，将两个儿子（大儿两岁，二儿满月）送给了当地老百姓。

    淮海战役中，我在前线冒死抢救伤员的过程中，端起牺牲战士手中的枪向冲上来的敌人猛烈开火。敌机轰炸，我奋不顾身扑在伤员身上掩护，爆炸的弹片伤到了我的小腿，痛得我全身颤抖。战友们劝我到后方去，我觉得没有伤到骨头，便咬牙用力把弹片拔了出来。我撕下身上的衬衣包扎好伤口，不顾鲜血流淌，匍匐前进将伤员背下阵地。

    1947年，我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还去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华东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等单位做党务工作。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作风，对待工作满腔热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事关心照顾，将全部心血和精力倾注于国家的建设事业中，直到1985年离休。

    整理者感言

    从我记事起，我的母亲郑英就经常给我讲战斗故事和革命传统，教导我要努力学习，坚定跟党走，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循着父母的脚步，我参军入伍，后考入军校，成为一名光荣的女军医。父母给予我的精神财富，照亮了我的人生奋斗方向。

    母亲晚年满头银发，依然保持着革命军人的风采。2017年2月，母亲作为淮海战役亲历者、老战士，在北京接受淮海战役纪念馆采访。她深情地讲述了淮海战役中战斗的情景，还情不自禁地为采访人员演示在战场上与敌人赤手空拳顽强搏斗的动作，以及操练时昂首挺胸正步走的标准身姿。

    这次采访中，母亲还将她在淮海战役中使用过的换药盘捐赠给淮海战役纪念馆收藏。